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1989—2009年我国农村贫困演变及指数分解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贫困指标的分解分析了近20年农村贫困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1989—2000年人均收入显著增长、贫困率逐年下降,减贫成效显著;1997—2000年不同收入水平群体所享受的减贫效果不对等,极端贫困群体更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2000年后我国农村极端贫困者的贫困缺口率增加,处于更加劣势地位;2004—2006年涓流效应被显著削弱。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经济、人口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贫困：线性与U型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城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键要素,对于城镇化和减贫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199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对城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1）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均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程度。（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型关系,而经济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单向负相关。（3）我国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城镇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显著。结论 城镇化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但过度的人口城镇化会加剧贫困,城镇化减贫的重点在于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方能达致减贫。所以应全面提升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减贫进程。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研究

本文运用2000—200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用,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而间接效应的作用明显高于直接效应。因此,政府在未来制定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过程中,应该将重点放在农村金融作用的间接效应上,而不是简单片面地强调直接效应,从而保证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减少农村贫困的战略目标。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互联网的减贫效应

相对贫困具有主客观双重属性,既是个体与参照群体相比较确实存在的客观差距,也是心理层面与参照群体相比产生的主观被剥夺感。本文基于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A-F指数测度了农户相对贫困,并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效应,得到如下结论:(1)样本农户2014～2018年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情况有所缓解,但面临的客观剥夺和主观剥夺均比较严峻,尤其是客观剥夺,改善民生、缩小差距仍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2)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不管是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西部地区均高于样本平均水平,贫困叠加,反贫困任务艰巨,仍然是治理相对贫困的重点区域。(3)互联网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且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大于主观相对贫困,互联网发展行为的减贫效应大于互联网生活行为,其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减贫效应

农村地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减缓农村人口贫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作者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在计算各省份农村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受教育水平、农村就业水平以及财政支农水平等外部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即随着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贫困现象显著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作者指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     

新疆农村“效率与公平”的贫困变动效应分析

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省份,贫困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测试新疆农村地区1988-2012年间FGT贫困指数发现,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呈现阶段性波动,而近几年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有恶化趋势。新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却不容乐观。状态空间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具有贫困变动负效应,可以降低贫困,而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贫困变动正效应,加重了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不断提效虽然有助于改善地区发展状况,但是随之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使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经验

民族地区减贫治理是贯彻处理民族关系三大原则,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减贫治理历经初步探索、深入开展和攻坚决胜三个阶段。回溯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伟大历程,呈现出民族地区减贫治理与民族工作内在统一、民族地区减贫治理凸显民族地区差异性、民族地区减贫治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等鲜明特点;积累了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是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制度支撑;外援帮扶与内生发展相结合是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动力源泉;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减贫治理的最佳策略等宝贵经验。新时代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贫困治理面临新的态势,充分总结特点和经验,有助于民族地区适时调整贫困治理战略,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一步分解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呈现出两极差异化的减贫成效。一方面,社会权力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较低,贫困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另一方面,表征农户发展能力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达到84.4%,且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