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劳动合同异质性与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构建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从农民工劳动合同异质性角度研究市场化程度、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利于其工资水平的提高,长期合同的工资溢价要高于短期合同。女性获得劳动合同的溢价要高于男性。在市场发育更好的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更高,更容易获得劳动合同。比较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长期劳动合同给农民工带来的工资溢价会降低。这也说明以劳动合同为代表的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这种分割。     

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研究

迁移具有促进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以及传递机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迁移效应,随着迁移距离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其中迁移区位为本乡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低,迁移区位为市外省内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同时,农民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作用效果存在迁移异质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提升劳动力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以阻断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代际低收入传递。     

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15个贫困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收入效应较强并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接受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在小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低于男性,两者高中阶段教育回报最高;进一步开展反事实分析,比较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和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U)发现,部分能力较高的劳动力具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潜质,却未能接受更高层次、更好质量的教育,且这一现象多体现在女性劳动力中。因此,推动贫困地区高中教育的发展,发掘女性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高能力贫困学生的入学障碍,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变迁及其幸福效应——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3年CGSS调查数据从迁移结果角度对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总体水平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将其家庭化迁移模式分为配偶随迁、子女随迁、父母随迁、配偶子女随迁模式、配偶子女父母随迁模式、配偶父母随迁模式、父母子女随迁模式等七种家庭化迁移模式。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进一步明朗,配偶子女随迁模式和配偶随迁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未婚城市农民工父母随迁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存在着年龄和地区差异。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流入地家庭规模越大、携父母随迁、携配偶随迁会提升城市农民工幸福感,而非家庭化迁移则对城市农民工的幸福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农民工的这一家庭化迁移历程有利于其真正在城市稳定迁居,实现市民化。     

依靠教育还是依靠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分化效应

文章基于812份微观调查,对农民工教育和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并重点考察了这两类人力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民工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1)在控制个体能力的前提下,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约为2.3%;身体健康的农民工比不健康的高14.6%。(2)相对能力较低的农民工,教育对能力较高的农民工收入促进作用更大,但健康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小。(3)相对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拥有更高教育回报率,但其健康回报率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证实,教育和健康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存在分化效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需要关注两类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     

制度约束下的农民工移民倾向探析

在制度的约束下，农村劳动力要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目标一般需要经过两个过程。本文选择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和外出年限4个变量，利用江西外出务工农民的移民倾向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民工第二过程迁移决策的因素。基本结论是：较高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长的外出年限导致更明显的移民倾向；在第一过程迁移中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与迁移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第二过程并不存在；是否享有社会保障项目对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没有影响。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

务工地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不仅可保障这一群体在务工过程中的身体健康与生存安全,更有利于帮助其通过补齐健康"短板"以提升劳动供给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7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重点运用熵均衡匹配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对这一群体的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劳动供给强度上,参与务工地医疗保险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压力;在劳动供给效率上,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率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尤其是医疗保险对其单位时间收益率的提升效应非常明显。此外,农民工健康权益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一定的个体特征差异和分布异质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目的 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1—2021我国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全国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通过明瑟收益函数方法估算了不同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情况的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仅为1.39%,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最高,并且文化程度与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倒U型关系;技能培训对提高农民工收入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家庭休闲消费研究——基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家庭的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衡量休闲消费水平,并基于CFPS数据,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剖析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与家庭成员无农民工的农村家庭相比,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对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而言,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都是存在的,家庭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收入的直接效应,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途径;就改变家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倾向而言,文化效应机制更加重要。本文指出,应当从提高农民工劳动收入和深化城市文化对农民工影响两方面着手,使农民工感受新型城镇化的成效,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

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农民工群体家庭迁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调查,发现家庭迁移农民工基本退出农业,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意愿强烈,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而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是最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家庭式迁移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大量闲置浪费,这些农民工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更强烈,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退出农业具有阶段性、短期性。政策上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规避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探索

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农民工群体就业整体上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困局源于多元要素结构化下的就业能力困境。研究从制约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问题、社区支持问题及农民工自我培养问题等角度解析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困境;并给出优化宏观维度的制度环境,规范中观维度的社区支持及强化个体维度的农民工自我增能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具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