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下的新疆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构建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文章运用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当前我国主要的两种土地流转模式——成都温江模式和山东宁阳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疆土地流转模式的特点,提出了新疆应遵循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原则,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政府"的土地流转模式。     

从经营权看农地“三权分置”

正近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正式提出:中国将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这一宏观制度安排,即回应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实变迁、丰富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也将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又一次创新。总体来看,"三权分置"改革的出发点及目的,在于"三个顺应",即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顺应促进土地流转集中、逐步扩大农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目的]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梳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变迁过程,并对"三权"各自的权能进行分析,针对现存集体所有权主体缺失、土地承包权权能混乱、土地经营权性质不清等问题解释其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运用文献综述法、对比法对农村土地试行"三权分置"后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各自权能进行划分和界定,理顺三者关系。[结果](1)"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集体所有权被赋予更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能;(2)"三权分置"过程中承包地流转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打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限制;(3)土地经营权的市场性功能与农户承包权的福利性功能同时增强,进一步减少土地对农民的束缚。[结论]"三权分置"是解决农地无人耕种、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合理界定"三权"的权能、理顺"三权"的经济学关系、破解法律制度障碍是"三权分置"的改革重点和方向。     

权利失衡：土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异化实践及其破解

“三权分置”制度是在农村人地分离背景下进一步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我国部分地区在正式的“三权分置”制度出台之前就已展开“三权分置”的探索，对这部分地区“三权分置”实践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三权分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良性运转。本文发现，“三权分置”出现了实践异化，体现为以所有权主体绝对责任化、承包权主体绝对权利化和经营权主体权利弱化为表现形式的“三权”主体权利的失衡，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政治稳定风险。“三权分置”的理想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土地流转性质的政治化是形成“三权”主体权利失衡秩序的主要原因。要破解“三权”主体权利失衡困境，应将土地流转性质去政治化，使土地流转关系还原为土地承包权主体与土地经营权主体之间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与谈判关系，构建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秩序。     

“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研究

研究目的:明确"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现行法下的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本结构,还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租赁权"两种类型。(2)"三权分置"的背景下,首先应当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土地经营权物权性流转时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债权性流转时则为"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取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在物权性流转时为土地经营权,在债权性流转时是土地经营权的租赁权,在两种性质流转并存时是"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租赁权"。研究结论:"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构建,应当以现行法下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为基础,既要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基于三权分置架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

研究阐述了"三权分置"架构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义及矛盾指向;从乡土社会中制度变迁逻辑和非正式交易规则逻辑视角来剖析"三权分置"架构下实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逻辑;给出搭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平台,推动农村土地农地规模化流转和标准化建设和探索多方参与的抵押融资式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等具体实施办法。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

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演进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经历了从自发流转到规范流转、从零散流转到较大规模流转、从缓慢流转到加速流转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也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交替变换中演进。本文将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演变历史进行梳理。     

青海农牧区乡村振兴战略中土地流转问题调研

<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土地流转作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重要方面,为加大土地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程度,实现农业生产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策略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对于激活土地生产效率和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现实困境。"三权分置"缺乏充足的法律保障和制度设计,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难度大,土地经营权市场化运行的流转机制尚未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困难,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应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确权登记措施、加强承包地流转的监管工作、研究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问题、积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几个方面探索和丰富"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及保障措施。     

典权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三权分置"理论以"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合理内核传达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保障农民根本权益、活化土地资源利用"的正确理念,为农地流转法律瓶颈之解决提供了重大参考。其关于农地产权的制度架构本身没有问题,但逻辑用语却存在法理障碍,在法律上难以清楚表达。传统典权制度可在保持基本制度架构的同时,借由理念指导为"三权分置"提供法律范畴的外观依附。典权"有买卖之实而无买卖之名"的制度功能使其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构建模式,既能够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体进入土地市场的难题,又能够让农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的权利,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可借助于典权实现其制度架构。     

土地流转有效实现方式探讨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而土地经营权流转又是实现这一制度的核心所在。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效实现方式,将有利于加快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之限制性规范的科学配置——基于司法裁判文书的整理和分析

本文利用司法裁判文书统计数据分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限制性规范的合理性。研究表明:在"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农地法权架构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的限制,阻碍了农地的规模流转与规模经营。在政策倡导通过"三权分置"解决这一问题之际,"三权分置"政策定位于宏观层面的立法精神指引,而对处分之限制性规范进行科学配置,是当下农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合适路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需经发包方同意不应作为影响转让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以财产资格划定转让方的范围不合理地限制了农户转让自由,有违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法理;受让方主体资格属于立法强加于农地之上的身份属性限制,阻碍了农地规模流转;为保障村社成员的成员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优先受让权;对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禁止抵押,也无合理性。因应以上农地法律制度变革,宜强化农地用途管制,合理限制受让人的流转权利。     

由政策到法律：论承包地“三权”运行的框架选择

新形势下中央为破解承包地流转、利用的困境,提出"三权分置"政策,但由于土地改革的渐进性和现实中各地区的差异性,政策中"三权"难以与法律中的权利衔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改革的推进。鉴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成功经验,应当从"三权分置"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路径选择,以回应"三权分置"政策的价值追求,并实现政策中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对应与衔接。此外,应将"三权"置于土地经营法律关系运行中加以分析,构建承包地"三权"动态运行的法律框架,以推动承包地"三权分置"由政策向法律转化。     

“三权分置”下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与农地制度创新

"三权分置"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为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显示,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并未提升资本化耕种的农业经营收益,也难以提升村集体范围内农地产权正式转移的水平。农业经营体制在"统"的层面缺乏可操作性的产权制度方案,阻碍了农地产权设置在"分"的层面发挥出高效的制度效能。切实回应农地利用中实际耕者的地权诉求,解决农地细碎化、村集体内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过高、土地经营权配置不充分、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的社会纠纷等问题,需要围绕农地高效利用,在"三权分置"下充分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权能,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统合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之法教义学分析——基于试点地区改革模式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但尚未明确"三权"的权利结构及内涵。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理研究应当从法教义学的视角,以试点地区的改革模式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通过总结试点模式,宅基地的债权性流转、物权性流转以及农民自身持有宅基地的三种情形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应有之义,同时增设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租赁使用权以期合理诠释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相关制度设计应着力完善各权利的权属性质及权利内容,从而促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2018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19年展望 ——土地经济分报告

研究目的：梳理并比较2018年国内外土地经济领域研究进展和研究重点,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文献法。研究结果：2018年,土地价格、土地市场化、土地产权安排、土地征收和土地改革等是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焦点。国外研究关注城市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土地市场不完善的原因、产权稳定性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成效等,而国内研究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意愿和价格、失地农民的福利、产权稳定性与农业投资的关系、土地制度演化变迁过程以及集体土地“三权分置”等问题。研究结论：2018年,土地经济领域研究在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土地流转市场新体系、土地供给、土地细碎化、征地影响因素等方面有所进展。2019年将重点关注实现乡村振兴的土地政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跟踪评估、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融资担保制度等。     

"三权分置"视角下的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思考 ——以重庆市大足区为例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重庆市大足区作为农村土地制度三项试点和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之一,在面对宅基地占集体建设用地比重大、布局散乱、确权未实现覆盖、隐形流转现象存在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通过实施地票制度、合理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效盘活闲置农房和宅基地、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以及建立宅基地流转配套制度,探索出了一条西南丘陵山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新路子。结合大足实践,本文尝试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并强调要强化集体经济组织自治,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农户宅基地资格权;规范流转制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以促进农村繁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组织方式,是市场组织的构成之一。本文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内涵、产生原因及优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会导致的制度失效,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不足,因此,本研究认为选择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配套协调实施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的最优选择。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追溯与反思

从历史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追溯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轨迹,同时总结历史改革经验,为当下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推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是公有制(国有制)与私有制的循环过程;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过程;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土地产权交易形式在历史演变中不断丰富。对于当下,(1)土地制度改革不应为土地流转而流转,要以产业为支撑调动社会生产积极性。(2)土地制度变迁是国家、集体和农民三个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权衡好国家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是土地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3)"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土地市场化改革将成为主流趋势,而土地混合结构化的改革思路不失为有益探索。     

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一个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产生的诱因在于农业科技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固有的缺陷,要增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推动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