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内生性检验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它使农民更多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并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且这一影响机制不存在内生性，并提出相关合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影响，用标准泰尔指数测量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我国2015—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化水平和财政支出偏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我国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普惠化金融服务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遇到瓶颈,消费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为不足,这势必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将普惠金融与先进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提高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城乡居民能够平等便利地获得金融资源,进而刺激消费。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消费市场的增长,本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本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显著的缩小;本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小受到相邻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的积极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作用有待加强,比较而言,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受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分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效果已得到学术共识,而关于两者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联合作用机理与效果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且对使用深度的强化效果最明显;(3)在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信贷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强化效果最为突出。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赋予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与利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业态，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计完整的检验策略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分区域、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中均成立，但缓解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充分。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和低成本的优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比城镇居民更高的增收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基于2009-2019年1950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且主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地方财政投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农业发展等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西部县域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更突出，且只有当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才有效。此外，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毗邻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鉴于此,提出辽宁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影响因素分析--以湘西自治州为例

农村居民是我国实施普惠金融战略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农民能否有效使用金融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自身福祉,可以间接反映出这一战略开展的效果.本文旨在研究湘西地区影响金融素养的因素,即性别、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与金融教育。根据湘西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现状,分析影响该地区农民金融素养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以利于普惠金融战略更好地实施。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为视角,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会通过农村医疗服务来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但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配置;目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正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基于2011—2021年河南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 14软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建设、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黑龙江省城乡收入的影响研究

黑龙江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经济。但黑龙江省目前仍存在金融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农民等弱势群体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制约了黑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解决黑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举措。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我国农村金融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解决“三农”问题与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三县两区2016—2021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巴中市数字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建议,涵盖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质量、加强金融教育普及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的蓬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Stata17.0软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相关统计学检验。     

农村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民幸福感吗?——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CHFS微观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Ordered-Probit回归结果表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都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且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高于正规金融。进一步研究发现,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伴随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而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伴随居民社会资本的增加而递减。这表明正规金融发展会进一步扩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幸福差距,而非正规金融有助于缩小高社会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居民之间的幸福差距,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