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志短:农村贫困与志向失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志向水平是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关键内因。然而,关于贫困与志向失灵的因果关系始终未得到微观数据验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贫困对农村居民志向失灵的影响路径,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引入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CFP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贫困对农村居民志向水平的影响,并进行详细的边际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收入贫困还是支出贫困,均对农村居民志向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支出贫困的边际效应更高。因此,扶贫项目要兼顾对贫困群体内因和外因的改善,加大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帮扶,并将心理变量纳入扶贫项目的成效考核中,提高脱贫质量,实现贫困群体的持续稳定脱贫。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量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非劳动收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的人均纯收入和生计资本水平最高,其次是兼业型,最后是非劳动收入主导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新农保与新农合参与率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     

互联网使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农民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对健康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使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进而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探讨该中介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较好,非正式社会支持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在农村老年群体中不显著,对农村女性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     

收入差距、教育弱势与土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微观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土地流转从流入和流出视角进行区分,利用面板Logit模型探讨收入差距和教育弱势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收入差距视角分析,非农与务农之差对土地流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流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教育弱势视角分析,家长是否为子女教育存钱对土地流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对土地流入影响不显著。对收入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非农与务农收入的差距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土地流入和流出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收入越高的人群,土地流出的倾向越强。     

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试图从微观农户层面研究风险冲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以期为增强农村居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实证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用异质性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风险应对方式差异。结果 （1）风险冲击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可能。其中,灾害冲击是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教育冲击和婚丧嫁娶、孩子出生等重大事件冲击,失业冲击和健康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2）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风险应对机制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家庭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与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会减少更多的农业生产投资,增加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家庭现有的资源配置无法提升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使其囿于相对贫困无法脱离。结论 政府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弹性的社会帮扶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数字鸿沟会影响农民工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使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数字鸿沟,通过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效应分解法分析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1.797%的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数字鸿沟显著提高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男性、中低等教育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加深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此,提出应尽快制定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数字应用技能培训,正确引导农民工数字应用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化。     

农户异质性、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村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较为丰富,但既有文献大都关注其平均效应,忽视了农户个体异质性结果。基于2010年和2014两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下的"反事实"检验思想,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农户异质性。进一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相关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都比较显著;但是,农地流转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高于低收入群体,农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农地流转政策面临着"效率"与"平等"两者的权衡。政策启示是重点关注并帮扶低收入农户,在乡村振兴中做好精准扶贫,发挥好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关键作用。     

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率高3.83%。同时,网络还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收入,这些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分组结果表明,网络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这表明,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使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产生叠加作用可以缩小城乡鸿沟,推动智慧农村建设。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分析

加速土地流转进程,扩大农地规模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进程,医疗保险是影响农民土地流转决策的重点因素之一。众多医疗保险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覆盖率最广的一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无关变量的前提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土地流转决策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结论,找到相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和土地流转决策的矛盾点,提出了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报销政策,增强其他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等细化建议。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系统分析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农地流转数量的增加,使农户参与农地转出的概率平均提高6. 36%,同时使农户农地转出面积增加0. 538亩;在农地流转质量上,新一轮农地确权促使农户将农地有偿流转给非本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但确权并未促进农地流转期限的长期化。因此,应继续推进新一轮农地确权,做好收尾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相关配套措施,为有效发挥农地确权效果提供条件。     

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基于贵州3个行政村农户的追踪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贵州省3个行政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比较强,其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有较大的机会移动到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惠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从而减少长期贫困和促进长期平等。目前惠农政策对收入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而间接影响比较有限,即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进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影响比较小。尽管贫困地区低收入居民有较大的向上流动机会,但他们的收入彳艮不稳定,容易从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重新回落到低收入组。政府应采取更多稳定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例如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非农就业技能等。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CFPS 2018数据,评估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影响,这类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为此,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居民信息化能力,重视西部与东北地区互联网建设,持续提升区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水平。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贫困意味着什么:农村低保户家庭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特征不仅是贫困研究的焦点,也是反贫困行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反贫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在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进而探讨农村低保户的家庭特征。研究发现,低保户家庭的财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差,低保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禀赋的不足,也体现为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等。基于此,文章认为从家庭层面进行贫困识别与帮扶,实施家庭发展政策以提高贫困家庭禀赋,促进其家庭功能的健全和家庭策略的改善,可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居民健康不容忽视。虽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人口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但采用跨地区和个体层面数据的研究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5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个体和群体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收入不平等(Podder指数、Kakwani指数、全样本Yitzhaki指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群体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在整体上都存在"U型"影响关系,但这种"U型"关系的具体形状存在差异,在自评健康的"U型"关系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其右侧,心理健康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左侧。除此之外,部分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的变量对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