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的流转抑制：现象、根源与对策北大核心

随着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农地产权的市场化问题成为农村土地问题的中心,但面临着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的困境。笔者认为,农民流转土地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农民的土地情节,而是政府的农地流转抑制。流转抑制替代了农地产权市场的演化以及演化进程中农地流转方式、定价机制、交易协调机制之间的适应性匹配。笔者认为,推动农地流转的关键是支持地方性的制度和创新,赋予农民自主交易权,尊重农地产权市场的适应性演化机制。     

资本下乡、产权演化与农地流转冲突

研究目的: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集体土地产权演化、冲突磨合机制,为解决农地流转冲突提供新视角。研究方法:F-H模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1)集体土地产权演化分为产权均衡稳定期、产权冲突磨合期和新产权结构形成期,流转权作为土地剩余产权,在外部作用力和产权主体自适应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处于动态界定中;(2)农地流转冲突的本质是土地产权演化冲突,村社组织、农户和工商企业在F-H冲突分析模型中的全局稳定局势的策略选择集合是{掠权流转,有条件流转,与村社组织合作};(3)大规模农地流转中,工商企业与村社组织之间的结盟为象征地权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村社组织攫取了以流转权为代表的土地剩余产权。研究结论:(1)农地流转冲突的实质是契约地权和象征地权对土地剩余产权竞相控制和拥有的产权演化冲突;(2)处理好契约地权与象征地权的关系,明晰两种权利在土地剩余产权中的占有权能,尽快界定土地剩余产权,有助于解决农地流转冲突。     

农地流转、交易费用与产权管制:理论范式与博弈分析

在正交易费用与异质性主体的前提假设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产权管制”的理论范式,区分了约束农地流转的外生性与内生性两类交易费用,并阐释了产权管制放松节约内生性交易费用的制度逻辑.该范式认为,规模性、风险性和专用性等资源特性所引起的交易因难导致整个农地流转过程必然受到外生性交易费用的约束,但农地产权管制的大幅放松却能减少因租金耗散而衍生的内生性交易费用.所以,若内生性交易费用下降的幅度超过外生性交易费用增加的幅度,则总交易费用可实现最小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发现产权管制放松之后的各农地经营主体租金均得到提高,而政府效用又是农地经营主体租金的增函数,因此产权管制放松下的政府效用水平也得到提升.最终证明,产权管制放松实现了政府和农地经营主体福利水平的增加,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行政推动农地流转:隐患、后果及对策

近年来,伴随农户间自发农地流转加快,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推动农地流转、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比例的现象时有发生。通过多地调研,笔者发现行政推动农地流转,表面上看,有力推动农地流转、加快发展规模经营,但实际面临的可交代"亲民价"、高预期"目标价"、有利面"高抬价"合力推动溢价,溢价"挤出效应"压缩租地方种植利润;租地方因经营不善易造成当地政府或村集体被迫"拾摊子",加重财政负担;高价格助推"非粮化",粮食安全保障压力陡增;农产品"天花板"价格使得土地租入方利润空间有限,种粮补贴、流转补贴或成其主要利润来源;大面积行政推动易造成土地租入方因无足够晾晒场地,粮食无法快速烘干而损失惨重;易助推农产品价格上升,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等隐患与后果,降低了行政推动的"正效应"。为此,应从认清农业规模经营内涵、完善农地流转服务、大力发展农地托管入手,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产权界定与农地产权运行

一、产权界定与产权运行产权 ,即财产权 ,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是一组权利束 ,包括狭义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等。产权具有可分解性的特点 ,因此 ,财产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可以分配给不同的经济主体 ,而且 ,同一产权权能 (如使用权、收益权 )也可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进行分配。在各项产权权能界定给不同的经济主体后 ,就形成了一定的产权安排。这时的产权界定既可能是相对清晰的 ,也可能是十分模糊的[1] 。然而 ,产权界定后 ,并不表明产权主体就一…     

劳动力流动、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地确权不仅使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显著提高,明显增加流转面积,而且有助于保障农户的权益,激励劳动力外出就业,进而推动了农地流转。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等提供了参考。     

二元模糊农地产权：农民失地的根源

中国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权能不清,尤其是涉及到农业用途时,农民享有所有权,而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国家享有所有权,地方政府代替国家行使这种权利。农地产权的这种二元模糊属性为地方政府越权征地、过分掠夺提供了制度激励。而要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不仅涉及到农地产权自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二元模糊农地产权是农民失地的根源

我国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权能不清的二元模糊属性为地方政府越权征地、过分掠夺提供了制度激励。而要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不仅涉及到农地产权自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四川省青川县农地流转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青川县的土地资源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土地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灾后推进农地适度流转,有助于恢复重建和产业振兴,对于建设美好新家园有着重要意义。文章旨在对四川省青川县农地流转的调研,阐述了通过农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青川县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了通过强化宣传认知,规范流转行为,健全体制机制,优化外部环境等对策来推进农地的健康快速流转。     

基于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流转意愿研究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有利于解决目前农地流转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农民社会保障无着落等问题。而农户作为农地流转的直接主体,其意愿在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作者以陕西省的入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外部环境变量、流转过程变量、农户对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都会有影响。最后作者依据研究结论,从农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产权分配比例、农村劳动力有保障转移以及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农地经营权流转:难点与障碍

农地流转既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化解“三农”难题的有效路径。农地流转制度的适度创新不仅是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内涵,也是优化农地要素配置的必然选择。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以后,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沦界所预期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就总体上而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仍以行政性调整为主,农地流转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近年来一些省区的农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也未改变农地流转的基本状态,仍面临着一系列亟需关注的问题。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存的问题1、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缺乏主体保障作为农地经营主体的农户…     

买方市场、农地产权冲突与大规模农地流转困境——以安徽省五河县訾湖村为例

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构建背景下,农地大规模流转成为必然。一方面,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农地流转具有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同时集体内部农户阶层分化、农地产权异质性加剧,产权冲突不断。在市场特征与产权形态变迁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大规模农地流转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工商资本充分利用乡村社会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农地流转速度加快。在利益驱动下,村集体具有强制性流转路径依赖。加剧了资本对农地产权的侵蚀,形成农户自演化产权与强制性产权的激烈冲突,造就农地流转程序正义与实质不平等的矛盾,致使大规模农地流转演变成为优势农户阶层谋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平台。而农地流转实质上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农地产权所进行的持续性的定价博弈,农地流转价格与供给曲线受阶层影响,不再平滑,呈梯形分布。因而,农地流转须在农地自演化产权与强制性产权相融合状态下,循序渐进推进。同时,应对大规模流转风险进行二元化认识,对不同性质、级别的监管主体划定责任区,村集体也应具备分担农地流转风险的功能。     

农地规模化流转:潜在风险及对策选择

当前,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农地流转市场,使农地流转呈现出规模扩大、流转形式多样、流转主体多元、覆盖农户不断增多的显著趋势。在我国人多地少和农村内部自我积累能力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土地规模化流转有其内在合理性,但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速度及水平只能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渐进式过程,不能因超越发展阶段的限制而引发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也应当有其合理的空间和方式,必须以不损害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和冲击宏观政策目标为基本前提。     

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理论与证据——基于对农地流转对象与农地租金关系的分析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中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大量熟人交易,且该类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偏低。然而,鲜有研究从价格视角和解决流转对象内生性方面做出努力。本研究以市场交易的营利性特征为出发点,采用农地租金衡量市场化程度,并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1478户农地转入户样本分析了农地流转对象与农地租金的关系。统计显示,在熟人交易中,有52.5%的转入户是出于营利性动机转入的农地,且该类交易的平均租金达到了每亩320.165元。实证结果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熟人之间交易与非熟人之间交易在农地租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营利性动机会显著提高农地租金。此外,多项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旨在说明,熟人间的农地流转已经呈现明显的市场化特征。     

农地产权界定、农地要素流动与农业劳动力配置

本文从农地要素流动的视角,借助目前农村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颁证,分析了农地产权界定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作用机制问题。通过匹配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4年的两期数据,研究发现:(1)农地要素流动是农地产权界定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2)农地产权界定通过农地要素流动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这种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农地确权时间超过两年之后才能通过影响农地要素流动进而作用于农业劳动力配置;(3)农地产权界定的这种时间效应在农业劳动力的性别结构上具有异质性,目前只对男性农业劳动力有作用,而对女性农业劳动力配置没有显著影响。     

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对策研究

本文从宏观的制度环境、微观的流转规范、政府的服务制度等条件入手,对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发展加以研究,并提出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对策,力图为农地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经营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农地流转与农地金融的浙江探索

把集体所有权、承包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权"技术分离",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产权抵押对于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重要作用在农地流转和农地金融创新中,浙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9年,浙江试点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流转过程中部分农民的融资瓶颈问题。截至2014年12月末,试点县市已达28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3.47亿元,较年初增长135%,支持农户618户。近年来,浙江农信在全国率先启动"普惠     

股份合作:江苏农地流转新探索

随着农村经济变革的不断深入,农民不再满足于一家一户的单干,开始了走合作道路的探索。江苏省探索实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个有代表意义的形式,是对农村土地如何实现流转的有益探索。从地政管理的视角看,土地股份合作制虽然仍属农地流转范畴,但它体现了农村土地流转新动向。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农业种植、养殖已经无法满足农民增收的要求,甚至出现了自发的非农业活动诉求。会不会出现农地改变用途现象?是否会对“守住18亿亩耕地”带来新的压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产权、定价机制与农村土地流转

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流转的制度前提,而定价机制则是农地流转利益的实现机制.在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征地和批租.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土地流转补偿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土地流转不健全、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构建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塑造农民家庭产权主体地位,是促进土地流转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产权制度前提.在此基础上,改革"向后看"的按历史均值单方面定价的补偿制度,确立"向前看"的按未来值的现值的补偿定价制度,是土地流转收益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