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区域差异与对策建议——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

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足动力,对推动经济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我国30个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实践,通过构建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分析法得出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力度不够,技术创新效率区域性差异明显、投入资源被浪费现象严重、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结论。由此提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健全科研成果转化考核机制等政策性意见,以有效推动我国技术创新效率水平的提高。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处理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基于2001-200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监管环境、公允价值计量与现金股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行业监管、境外上市和分红政策三个维度,分析了监管环境对公允价值计量与现金股利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发现与西方研究结论截然不同,上市公司向上的公允价值损益调整与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境外较完善的监管制度和较高的监管水平有效遏制了在境外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损益调整进行分红;201 2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分红新政成效显著;由于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金融保险行业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的未实现损益被用于股利分配受到了限制。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双重机制来保障。除了迫切需要为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和推广提供应用指南外,还应该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监管,有必要针对特殊行业完善公允价值计量规范。     

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研究——来自30个省份的经验:1978年～2004年

文章基于1978年～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熵值法,测算出三大地带之间、三大地带内部(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带内部省际差距)和大陆地区整体差距的熵值,根据其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整体差距趋势经历着“V”型变化,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三大地带内部总体差距程度呈现大幅持续下降特征,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带内部均呈现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但西部地带内部省际差距呈“V”型变化且不存在收敛趋势。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程度却呈现出大幅持续上升特征,而且对大陆区域整体差距的贡献率达73.55%,要缩小大陆区域整体差距,如何缩小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则是关键之处。     

环境规制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两阶段效率评价与对比分析

文章运用DEA-BB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环境规制下2005—2014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效率进行单期评价和不同周期的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环境规制的约束下,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波动中逐渐提高,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且转化阶段的总体效率水平低于研发阶段的效率水平;在效率动态发展过程中,多数工业行业技术研发和转化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数略有下降态势,只有部分周期的研发和转化效率有所上升,且上升比例偏低,反映研发和转化效率提升过程曲折而缓慢。     

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来自29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经验:1992～2004

利用修正的Cobb—Douglas和Solow生产函数，基于1992～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除资本和劳动之外，信息化水平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信息化已成为目前及今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的增长极。对我国三大区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信息化水平越高，而且信息化对其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越少,而且企业寻租有助于其获得政府补助;(2)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越多,而对非国有企业的补助则越少,说明在政府补助方面存在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营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任重而道远。     

政府补助、公司绩效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是否有助于公司绩效提升,是否会导致管理者自利行为加剧及具体路径。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虽然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同时增加了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发生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可操纵性利润在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公司管理者主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而非进行现金流操纵实现自利。     

中国省域工业生态经济效率实证分析——基于两阶段效率评价模型

采用两阶段生态经济效率评价模型,对我国工业生态经济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解决了生态经济效率评价中的非期望产出问题。先计算出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然后再将二者结合起来构造出生态经济综合效率。最后运用2005~2012年工业经济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工业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生态经济综合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不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与考虑环境因素的生态经济效率表现出相同的空间差异,而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明显大于经济效率与生态经济效率。     

政府补助、创新环境与涉农企业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中国涉农企业2009—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在使用SSBM-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算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创新环境这一情景变量对政府补助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政府补助能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且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政府补助未能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高。②创新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即创新政策优化有助于政府补助发挥其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促进作用。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08-2011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官员视察活动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媒体报道对官员视察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官员视察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视察官员级别存在差异;(2)考虑媒体的监督作用之后,本文发现,负面媒体报道会显著减少官员视察带来的政府补助,非负面媒体报道则无显著影响;(3)从政府补助的经济效果来看,政府补助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因有无官员视察呈现差异,即对于受到官员视察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的经济效果要弱得多。本文尝试从政府官员活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探讨政府补助现象,这有助于理解转型经济国家中政企关系扮演的角色和媒体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监督作用。     

股权结构、终极控制权配置与政府补助——来自农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0年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及终极控制权配置格局对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级别、上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及沿海发达地区与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管理费用比率、上市时间与政府补助显著负相关。基于遵循政府补助用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本文认为政府补助应兼顾中央与地方,上市公司应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遏制不合理的在职消费。     

中国工业的环境效率与规制研究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引入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模型来分析非期望产出问题,选取相应指标对我国各省份在四种环境管制政策,即弱可处置性下(环境管制弱)、强可处置性下(环境管制强)、GDP:污染=3:1以及GDP:污染=1:3时的环境效率状况进行了测算并解释说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各种环境影响因素对效率值的作用机理,最后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人工智能与就业波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发展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稳就业成为一项重大的任务。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给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性。因此,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对于我国的就业波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波动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和IFR的机器人数据实证检验了这种影响,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其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行业以及地区间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整体上加剧了企业的就业波动,并且这种影响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较高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领域更为显著。根据此结论,从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