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基于经济主体差异化行为的分析

针对紧凑型城市空间形态反倒抑制碳减排这一反常现象,本文从经济主体差异化行为的角度做出解释：随着城市空间紧凑度的提高,一是地方政府高碳经济发展偏好得以强化,二是地方居民高碳出行方式选择得到促进,均将导致地区碳减排绩效的恶化。然后,利用高分辨率的夜间灯光数据和2002—2017年区县面板数据予以严格的实证检验,得到良好的证据支持。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空间紧凑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扩大第一、第二产业集聚程度以及产业规模,这有助于地区碳减排绩效的改善。未来,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以及城市由形状紧凑型向功能紧凑型的转变,城市空间紧凑度对碳减排绩效的抑制作用将被弱化,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强化,紧凑型城市的碳减排绩效也将由负转正。     

地方主官更替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政府决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各市域主政官员的更替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增长。基于2000—2013年25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地方主官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主官更替年份比非更替年份的城市空间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地方主官在更替1年后对城市空间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会使城市空间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主官更替年份空间增长波动较大,东北和中部次之,西部保持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地方主官更替对空间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中等城市大。(2)地方主官通过土地出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主官更替的年份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下降,而后土地出让面积增加;地方主官更替年份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显著,在更替后的两年显著为正。上级决策者要采取相关政策,避免官员换届更替带来的城市增长波动。     

数据要素对供给体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运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数据要素与供给体系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2011—2020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据要素对供给体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供给体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给体系质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效应上,数据要素对本地区供给体系质量有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供给体系质量有负向溢出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数据要素对供给体系质量的影响路径中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并显现出部分中介效应。     

高铁开通能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吗——基于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55个地级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人口规模和市场化程度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口规模中等的、小的城市,产品市场化程度高的、中等的城市以及要素市场化程度中等的、低的城市,高铁开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研究结论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对区域创新战略和高铁建设布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逆向技术溢出减缓了我国碳排放吗?——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相违背的现实情况,文章采用2003—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溢出途径的视角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没有有效地减少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投资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未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分地区分析中,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对于东部地区的碳排放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逆向技术溢出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其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基于此,文章认为在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充分地考虑可能对国内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多重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压力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城市韧性是城市面对各类冲击和风险时所具有的吸收能力、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生态环境压力的减轻有助于城市韧性的提升。文章论述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韧性的促进作用,讨论了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环境压力提升城市韧性的中介作用,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省域城市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压力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韧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市韧性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0—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了长期内城市土地价格与城市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了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因素。与此同时,考量了居民收入水平、储蓄水平以及房地产开发对城市土地价格变化的影响。     

城市扩张、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扩张、财政分权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建成区面积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加重了环境污染;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人口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空间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仍表现较强的持续性;随着人口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财政分权由加剧环境污染向遏制环境污染方向转变,而在空间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均保持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技术创新吗——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如何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技术创新?能否担当“挑大梁”的重任?基于2003～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在充分考虑产业集聚和地势起伏度等因素之后,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公共图书馆、影剧院、互联网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地促进了技术创新,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每增加1%,将增加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0.064%～0.08%,万人影剧院数量每增加1%,将增加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量3.1%～4.7%。城市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直接便利和促进了技术创新,还通过提高交流效率、促进产业集聚、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间接促进技术创新。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提升区域生态效率,是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机制,并以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互联网发展都能推动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这一结果在剔除样本城市、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及使用准自然实验下均具有较强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特征,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这种提升效应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北部—东部”的降序排列;同时,互联网发展对非省会城市、经济欠发达城市、非资源性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更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印证了互联网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传导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围绕互联网发展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共同促进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市异质性与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基于264个地级市的数据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降低了知识传播的空间阻隔,促进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9—2016年26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DID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不同规模和地理区位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高铁开通对超大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地理区位方面,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有效区间,高铁开通对距中心城市2小时圈层城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1小时圈层的城市,对3小时及以上圈层的城市影响较小。未来高铁建设,应充分认识城市规模与地理区位的差异影响,科学布局高铁站点;加强城市群内部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创新发展空间形态;培育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成为创新发展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存在环境锦标赛吗?——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存在环境锦标赛吗?本文利用2004—2018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城市空气质量更快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市长的晋升概率,存在环境锦标赛;第二,GDP锦标赛仍对市长晋升有明显作用,环境锦标赛与GDP锦标赛两者并存,环境锦标赛并没有代替GDP锦标赛;第三,2013年以来,环境锦标赛对市长晋升的激励作用增强,并且在行政力量更强的城市,环境锦标赛对市长晋升的激励作用更大。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实行的环境锦标赛是中国环境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官员政绩考核转型,优化环境锦标赛的相关制度设计,不断推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能提升。     

高铁开通能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吗？ ——基于288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了2014—2020年我国288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并匹配2013—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开通高铁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有效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营商软环境、营商硬环境,这一结论在进行选取最近港口距离与省份层面开通高铁数量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作用机制显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了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的正向关系,而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推动了营商环境优化动因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赋能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安徽省16个地级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分析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不同在某一层面反应出一个城市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实力与内在发展潜力.本文选取安徽省16个地级市作为数据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对其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发现只有合肥得分在1.0以上,而大部分地级市的综合得分却在0之下,安徽省16个地级市之间的城市竞争力差异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