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城市化方式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使用撤县设区数据,利用 psm-did 的政策评估方法,分析政府推动型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 并选择县或区的 GDP 占比作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标准,进一步研究撤县设区对不同地区 GDP 增长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撤县设区促进了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这个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使用被撤县和原市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更加有利,能显著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原市区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正向作用;（3）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形成的城市化效应对区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城市内部的市场化水平。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城市化进程应该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纲要》的指导方针,在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因子：以湖北为例

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1995年起，我国中央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都逐步引入了激励和约束机制，既体现在转移支付测算以标准财政收支为基本依据的方法体系中，也体现在直接设置的各项相对独立的激励性和约束性指标之中，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转移支付制度新的内涵。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政府间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主体还是均衡性转移支付，主要侧重于实现公平目标，在收入激励、支出约束及促进改革和发展方面缺乏鲜明的导向和具体的安排。本文探讨了效率因子引入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和改进，并且基于对我国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和特点的研究，重点对湖北建立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案例进行剖析，最后提出进一步提高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效率的思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领域和途径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财政收支政策的走向和调节力度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结构和报酬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文章认为,应针对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领域,选择财政政策介入的着力点和有效形式,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灵活运用财政激励约束手段和科学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合理配置财政资源,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政策。     

数字基础设施降低碳排放的效应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时代,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字红利",已经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为切入点,借助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城市碳排放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东中西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从南北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南部地区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数字化赋能"双碳"战略的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证

传统的财政转移支付理论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旨在经济效率和财政均等化，这忽视了影响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因素。文章拘建了中央政府以政治稳定为目标，通过向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社会稳定的理论模型，利用199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国家政治稳定因素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效应显著。其中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缩小纵向和横向财政失衡上面，必须同时从经济效率和政治稳定的角度来探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撤县设区是否增加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是撤县设区后变化最大的要素之一,在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扮演农村土地市场与城市土地市场之间"独木桥"的角色获得了大量土地和资金,这对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2010-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通过扩张城市建成区面积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但该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考虑地区间的异质性后,撤县设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快城镇化融资模式转变,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以及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架构者”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来自珠海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企业创新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它们所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哪些因素影响了创新生态系统成长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基于新近的"架构者"理论,文章探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新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架构者"及其对生态系统其他企业的影响,试图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机制。通过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章发现:(1)在新生期,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者",其政策效应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动力;(2)在成长期,先驱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架构者",其通过对其他企业产生"跟随效应"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创新产出增加;(3)在成熟期,作为"架构者"的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创新溢出存在"乘数效应"。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识别相应的"架构者"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从而发挥它们创新的带动效应。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绩效分析——以青海省为例

文章应用统计方法对2003—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助于区域财政均等化的实现,国家的财政补助和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建设是青海省提高区域财政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在现有财政制度的约束下,青海省进一步提高区域财政均等化的重点就在于完善转移支付的结构。     

资源税改革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的改革是绿色税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资源税改革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还不尽完善。文章将2010年自新疆试点并逐步推广的原油和天然气由从量转为从价的改革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就资源税改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展开研究。理论方面，从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资源税改革影响企业OFDI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企业OFDI数据集，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来自虚拟实验组、虚拟政策时点、PSM-DID方法、替换关键衡量指标以及普通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显示，资源税改革的OFDI激励作用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两条路径得以实现。文章不仅为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增加了新的证据，而且为深化税制改革方案促进资源型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将三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回归分析相结合，系统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在服务贸易开放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呈现差异性：与创新产出较少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产出较多的地区相对更大；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对更大；与不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对更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不仅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应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法律约束机制，正向调节对外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内资企业成本加成?: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可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加工贸易和...     

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以2006—201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能源效率,并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交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全国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其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碳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介效应的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均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遮掩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因此,应适当减少东部地区免费初始碳配额,加快中、西部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提高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以提升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