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农旅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路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基于我国31个省份1997—2019年的农业与旅游业统计数据,构建面板自回归模型,讨论农业和旅游业彼此间的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强度,并归纳出耦合协调发展模式。研究显示:(1)农业和旅游业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的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是双向促进关系,而西部地区则是农业单向促进旅游业;(2)农业和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发展态势,且呈现典型的阶梯式分布特征,即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为更好地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提出在理念上重视农业与旅游业相互作用的战略关系,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对农旅融合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农业保险与信贷联动更好促进农业产出了吗?

基于修正的Solow模型,通过构建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联动促进农业产出的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联动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以及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业信贷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而农业保险与信贷联动能够更好促进农业产出。农业保险与信贷联动,促进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了农业产出,即资本投入为促进农业产出的中介效应。基于此,要大力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促进银保融合,加大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力度。     

数字乡村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应对百年大变局、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向内源型系统性转变的重大战略抉择,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的农业农村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数字乡村战略立足我国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将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在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关键的功能。国内大循环为数字乡村的加快推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数字乡村也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强农业内生发展能力,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提升农村消费总量,拓宽农村就业空间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及促进农业农村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上发挥了巩固和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协同作用,四川省数字乡村的实践经验也印证了其强大的协同效应。基于现阶段取得的成效,数字乡村的后续政策应着力从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完善乡村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管机制等三方面入手,保障战略的平稳实施和价值发挥。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 ——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聚焦“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构建收入分配情形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模型,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基于199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分配 “遮掩”了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致使总效应有所下降;金融发展通过规模性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分时期、分地区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充分支持金融发展会通过改变收入分配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揭示出可能存在更大的正向机制尚未纳入研究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长春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考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世界范围来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新趋势。在我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一项重点工作,其不仅能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而且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抓手,是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发展。要用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让农业与二产、三产深度融合。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长春市也一直把农业强市作为发展的目标。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长春市更要下大力气解决种植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三次产业融合程度不够、农产品品牌不响、农业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要加大气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在农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显著正相关，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各项收入构成加速增长，但是作用大小与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城镇化的空间组织模式密切相关。总的来说，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由农业发展与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所推动的城镇化，以及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大。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当前不仅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还要在重视工业化的同时重视农业现代化，在大力发展省会和大城市的同时切实加强中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就地城镇化。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市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普惠保险能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吗——基于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

学界当前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探讨多聚焦理论分析,较少从实证层面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因素和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本文构建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增收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函数模型和理论框架,推导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增收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取2013～2020年31个省份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乡村文化振兴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能显著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农民增收在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中介效应,农业劳动效率提升是普惠保险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在西部地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优于东、中部地区;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存在“马太效应”,乡村文化振兴程度越高,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越好。本文结论为统筹普惠保险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并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生产效率提升与消费扩容

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文章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生产效率和消费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拉动消费水平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最后,在测度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效率后发现,与第二产业相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第三产业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数字化消费转型,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异质性效应与机制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收入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但不同城镇化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明确不同城镇化模式影响效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6—2019年中国19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城镇化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土地城镇化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发现,人才流动强化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而智能制造却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省级开发区升级则是促进了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却削弱了经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因此,提出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转变、提高城郊土地利用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农村与城镇的产业联系等建议。     

农村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农户收入结构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来自湖北微观调查的证据

农户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和收入差异的合理控制是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和解决农村贫富差距问题的前提。本文基于湖北宜昌、随州732户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下农户收入状况及其结构性差异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融合组的户均收入水平及不平等状况明显高于非融合组,而融合组和非融合组家庭增收渠道差异导致农户收入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异质性。进一步依据收入结构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后发现,融合组非农经营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高达70.63%,其边际贡献率为正且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诱因。而融合组农户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边际贡献率为负,减轻了农户收入总体差异。此外,按产业融合和地区子群对泰尔指数分解后则证实了是否参与产业融合和不同主导产业子群的组内差距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大于组间差距。为此,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同时,应当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并有效防控产业融合下农户内部收入差异。     

信贷约束与我国农户收入差距的面板门限回归——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重要冲击,对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差距的分析显示了二者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破除农户借贷资金的约束可以削弱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利用2 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农户收入差距与信贷约束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户信贷约束中的门槛效应,数据分析支持了门槛效应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户借入资金的信贷约束及其门槛效应是农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诱因,因此,对农户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倾斜可以打破初始财富禀赋较低农户在信贷约束上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改变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数字技术使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与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考察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用造成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且在不同资源禀赋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够熨平数字技术使用造成的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并在不同作物地区呈现异质性；相比经济作物地区，粮食作物地区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更能缓解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     

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

国内外学术界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解释。本文则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角度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分析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表现——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随后从所有制歧视、农业的弱质性、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担保物等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科技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基于农村信贷投入与异质性分析

科技金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也是国际环境竞争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逐渐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乡村经济成为必然趋势。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熵值法分别对我国各省市的科技金融发展以及乡村振兴进行测算，使用系统GMM方法探究科技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步伐不断加快，科技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西部大于中部大于东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信贷投入在科技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农村信贷投入是科技金融发展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渠道；提高农村信贷投入，是科技金融对乡村振兴正向冲击的新引擎，是完成乡村振兴这一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研究

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繁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ESP）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使用数字终端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16%，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与缓解信息约束的渠道助力农户创业；代际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中青年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释放农户创业潜力的重要抓手。     

社会资本异质性能影响农村金融深度吗——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户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数量的总体影响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作用机理也存在重要差异.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结合中国9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农村金融深度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均能通过信息甄别和监督约束提升农村金融深度,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对农村金融深度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限制农户违约行为提高农村金融深度,而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甄别农户的风险偏好提升农村金融深度.因此,通过金融联结提高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的参与,能够有助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风险管理行为的调节作用

水稻收入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创新的重要险种。基于江苏省3市6县（区） 46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并考察风险管理行为和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风险感知水平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农户自然风险管理行为负向调节风险感知水平对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第三，从经营主体类型看，自然风险感知水平对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优化水稻收入保险合同条款、完善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加强农业风险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健全多层次农业风险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