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是一种数字化税收征管工具,它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态的精准掌握与分析,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借助我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水平、发挥规范治理作用两种机制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不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管理层积极语调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操纵领域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创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金税三期”税收征管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

税收征管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手段,能够作用于公司经营环节,进而影响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由此影响到公司的审计费用。但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税收征管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工程推高了上市公司实际税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提高了审计师的业务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同时,金税三期工程强化涉税信息监管,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费用。综合来看前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大于后者,导致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对审计费用的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由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架构者”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来自珠海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企业创新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它们所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哪些因素影响了创新生态系统成长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基于新近的\"架构者\"理论,文章探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新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架构者\"及其对生态系统其他企业的影响,试图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机制。通过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章发现:(1)在新生期,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者\",其政策效应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动力;(2)在成长期,先驱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架构者\",其通过对其他企业产生\"跟随效应\"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创新产出增加;(3)在成熟期,作为\"架构者\"的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创新溢出存在\"乘数效应\"。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识别相应的\"架构者\"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从而发挥它们创新的带动效应。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来自分析师调研的经验证据

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其盈余预测会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在调研中,分析师接触到更高管理层,对其盈余预测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呢？我们以2015-2018年深交所被分析师调研的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受到管理层重视的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越低,同时预测乐观度越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余波动程度以及调研获取的私有信息的时效性也会影响管理层重视对分析师预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分析师实地调研来说,“近水楼台”反而影响了其“先得月”。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分析师行为的相关文献,给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产业升级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宏观过程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投入,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通过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这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上述结论为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汇率制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吗?:来自较高生产率国家的证据

文章根据较高生产率国家的外汇市场实际表现,对这些国家实际采用的汇率制度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的汇率制度类型与该国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同时还考察了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的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最强。对于二者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汇率制度主要通过对一国企业的经营策略来影响该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是制约汇率制度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在资本账户开放度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相较于其他汇率制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房产税制的研究

最近不断出台的楼市调控新政明确提出,要尽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并稳步扩大到全国,这对于调节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还可以合理抑制住房消费的盲目膨胀、从而抑制投机性购房。对手中持有多套住房的房产所有者来讲,开征房产税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但从现阶段来看,我国财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比重较低,在税制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完善我国的房产税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纳税遵从的国际借鉴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探讨

纳税人的遵从程度直接影响税法实施的有效性,影响税款流失程度。在我国现阶段,分析导致纳税人不遵从的因素,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提高纳税遵从度,对税务机关正确行使税务管理权,有效遏制税款流失有着现实的意义。     

论税法中的第三人代缴责任

纳税义务可以由税收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本文从第三人代缴责任的含义、第三人代缴责任的条件、第三人代缴税款的责任范围以及第三人代缴税款后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对第三人代缴责任进行了论述。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成熟的特征和与其相应的生产力的低层次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了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中,鲜明地表现出自身的特色——主体特色,这种主体特色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所谓主体特色也因此可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个领域中,或是所有制、分配制度,或是社会制度、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包括价值观,都没有单一或独事的存在,而总是呈现出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二元格局,其主体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非主体方面,则体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体特色的哲学依据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     

温州市第三产业选择与优化研究

第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而温州正面临第三产业突破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对温州市第三产业选择与优化的必要性、面临的问题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层次分析模型,对温州市第三产业选择与优化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国地税合并研究

人们关注税收的眼光开始从单纯的关注税收收入转移到了税收成本之上,关于税收成本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其中,关于征收成本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国地税合并的问题也成为了税务改革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从税收成本和税收征管的角度分析,得出国地税系统理应合并的结论。     

产权理论框架下小产权房开发管制研究

小产权房是集体村民与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带来的是租金耗散和土地的低效率,并未产生帕累托改进的理想效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需要在土地利用相关者之间明晰产权,从财产权益、利益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予全面考虑。     

影响湖南第三产业增长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影响湖南第三产业增长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提出发展湖南第三产业的根本是要加强和提高湖南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黄河金三角协作区人文底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势基础。目前金三角协作区内的四个地市旅游业表现为各自独立发展运营,没能体现出区域协作优势。通过熵值法对金三角四地的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测评,主要是通过指标选取、权重测定,从而对各地的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最终通过分析测评整体竞争力及各方面因素竞争力,为下一步的区域合作机制提供可靠依据;并对日后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发展提供帮助。     

非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流动子女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民工子女问题若是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本文从分析农民工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出发,力求找出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