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际流动性：基于食品消费与收入视角的研究

代际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食品消费和收入的代际弹性分别从基本经济福利和整体经济禀赋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反映。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首次对中国食品消费的代际弹性进行了估计,并在同一数据库内将其与收入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与收入的代际弹性（0．427）相比,食品消费的代际弹性（0．879）更高,且在采用多年均值时更为稳定;同时,城镇户籍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拥有显著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食品消费弹性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较小,显示基本经济福利和整体经济禀赋的代际不平等情况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1988～2005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和内在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从大幅下降到逐步稳定的基本特征,且前期的大幅改善主要来源于低收入子代相对收入的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对中国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达到60%以上,其中以财富资本为主。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分布,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     

居民家庭代际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差异性分析——基于代际传递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Shapely方法探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及自然禀赋各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将样本按照城乡及地区类别进行分组,探讨城乡及地区视角下的各因素对居民收入传递的差异性表现。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解释程度要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样本的解释程度,城镇居民样本自然禀赋的解释程度高于农村居民样本。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运用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法,探讨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在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性别子代和不同年代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父代认知性社会资本仅能够提升男性子代、以及 70 后和 90 后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此外,从代际收入流动模式来看,不管子代是从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还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流向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可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父代关系与代际收入流动：基于教育和就业的视角

文章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父代关系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我们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父代为了子女上学和就业“找关系”来衡量寻租行为,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分位回归法探讨了父代关系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结果显示,为子女就学（就业）找关系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位回归和不同社会区域特征的影响揭示,教育和就业领域的“寻租市场”远远不是完全有效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所进行的寻租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和就业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分布不均。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对于减少为了子代福利而进行的寻租腐败行为、以及建设机会均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产业升级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宏观过程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投入,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通过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这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上述结论为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总体上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降低了相对贫困率，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但社会保障对劳动年龄人群和老年人群的收入再分配作用非常不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主要不是通过收入阶层间的再分配，而是通过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高收入人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出去的收入很少，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另外，与1995年相比，2002年时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下降，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我们还发现从劳动年龄人群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看，以终生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大干以年度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当期再分配效应，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实行改革后的养老保险方案对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非常大。     

“河长制”能实现地方政府跨域间的协同治理吗——基于“碎片化治理”的视角

"河长制"这一创新政策试图通过河长之间的沟通协调来有效实现水污染治理目标，但该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因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而导致的碎片化管辖和协同治理困境，现有文献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文章首先利用博弈模型和逻辑推演阐释了碎片化治理本身对水污染治理及对河长制政策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七大流域覆盖的干流县域数据，结合中国生态环境部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点的水质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流域治理中确实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且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地区，原因在于中上游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被动等待，而下游地区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主动治理，导致下游监管较强、中上游监管较弱而出现污染产业"逆流而上"的现象。同时，河长制能产生水污染治理改善的效果，但尚未解决跨区域协同治理困境，这也正是目前实施的河长制政策的主要局限，亟需后续推行过程中的进一步完善。文章揭示了河长制治理过程中的跨区域碎片化导致的协同治理困境问题，并为此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有利于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跨区域的协同合作治理，为政府进一步建立跨区域的河长制协同治理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寒门难出贵子?——基于“家庭财富-教育投资-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次从教育选择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建立了教育回报的代际交迭模型,推断出富裕家庭教育回报率高这个事实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作者使用1992年至2009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理论推论进行了论证,实证结果表明出身"寒门"的子女期望教育回报率更低,这拉大了与富裕家庭群体的收入差距,也是"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自2001年来,家庭因素带来的教育回报差异能够解释19.1%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引入工具变量的结果表明,真实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作者进一步模拟了"新常态"下的贫富差距状况,结果表明,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会使得基尼系数扩大6.1%。     

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

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判断社会流动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重要依据.基于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及其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父母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流动体现为职业向下流动;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集聚现象,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的职业也普遍是这三种,而父母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其子女的职业普遍也为这两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正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负相关.此外,子女使用互联网、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显著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但已婚会显著阻碍其职业向上流动.     

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基于规模结构双重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及中央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基于常参数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忽略了不同经济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文章采用DAG递归预测的方差分解法，对于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税收规模和税制结构视角出发，探究税收总量、不同税系、不同税类以及不同税种对居民消费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不同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经济萧条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危机后影响程度大幅提高并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2）从税收规模来看，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极为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的扩张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商品税及其内部消费税、增值税的扩张显著"挤出"消费，关税轻微"挤入"消费，近年来增值税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个人所得税对消费的"挤入效应"显著强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总体扩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占比相对较高的房产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未"挤出"消费。因此，政策当局应适度降低商品税税负水平、逐步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完善财产税制。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站-城”融合视角下的大城市中心城区高铁设站分析

城市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城市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铁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强了城市间的交通联系,也促进了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在大都市区乃至城市群内部高铁出行日常化、公交化的背景下,城市内高铁站点的选址对于提升城市效率往往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铁路站点的选址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历史条件下的高铁站点选址远郊的现实原因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目前城市发展和高铁出行不断增加的现状,讨论了大城市中心城区建设高铁站点的必要性,并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从"站"和"城"两维度对中心城区高铁设站的效益(交通网络效益和经济集聚效益)进行分析,结合对重庆北站和重庆西站为实证案例的成本分析,探讨"站-城"融合视角下的中心城区高铁设站的可行性。     

食品消费的代际差异——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CHNS2000、2004年的个体膳食调查数据,估计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的四大类食物（谷类、蔬菜类、畜肉类和蛋类）的消费函数。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食品消费对于价格因素并不敏感,收入是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并且代际差异确实存在。就收入弹性而言,两者在畜肉类食物上的差异最大。同时,对于收入引致的畜肉类食物消费增量与身体质量指数（BMI）增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有助于解释70年代生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的现象。     

锻炼习惯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在中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不断放缓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锻炼的收入效应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以及倾向性匹配得分方法估计个体的锻炼行为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锻炼确实能够为个体带来显著的收入溢价,同时各种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锻炼行为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外貌状况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从而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上,锻炼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青年阶段和中年阶段,且青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外貌状况,而中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健康水平;教育程度上,锻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个体。本研究的结论表明,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尤其是应当将中青年群体和中等教育群体吸引进来,这对于解决当前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困境可以说是另辟蹊径。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来自分析师调研的经验证据

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其盈余预测会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在调研中,分析师接触到更高管理层,对其盈余预测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呢？我们以2015-2018年深交所被分析师调研的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受到管理层重视的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越低,同时预测乐观度越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余波动程度以及调研获取的私有信息的时效性也会影响管理层重视对分析师预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分析师实地调研来说,“近水楼台”反而影响了其“先得月”。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分析师行为的相关文献,给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国家推进贸易新业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运用67个城市2001-2019年的面板数据,评估了我国设立的第一批和第二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效应,并结合不同综试区的产业基础和制度改革的重点,比较分析不同综试区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第一批杭州综试区对地区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第二批综试区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为对外贸易水平的促进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效果不明显;在研究的五个综试区中,内陆地区综试区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沿海地区综试区。文章建议各地区综试区不能简单复制杭州的做法,应该结合当地的产业特征,主动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有效发挥综试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国家应该扩大内陆地区综试区的设立,以克服非沿海城市发展传统国际贸易的区位劣势,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