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压力加大了债券违约风险吗？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保压力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保压力加大了我国公司债的总体违约风险.其次,从绿色金融视角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基于绿色融资视角,发现发行绿色债券能有效缓解环保压力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绿色投资视角,发现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投入并不能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能有效缓解二者间的关系.最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介机制,发现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其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在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中,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多个大股东可能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同时多个大股东越多、持股比例之和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对二者关系的分析可为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启示。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2011～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污染数据库以及海关数据库整合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在考虑环境规制因素后,中间品进口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结论依然成立,且环境规制强化了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的污染减排效应。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但中间品进口的环境政策溢出效应并不能促进企业污染减排。研究结论有助夯实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微观基础,为从国际贸易视角实现污染减排提供了重要启示。     

广东省初创型环保企业发展现状和扶持对策分析

“十四五”时期,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已从“坚决打好”转入“深入打好”的新阶段。高水平环境保护对环境污染治理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装备提出更高的要求,环保市场悄然发生变化。初创型环保企业创新能力强,对市场变化敏感。孵化并扶持初创型环保企业健康成长,做精做强,加速环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已成为各地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有力手段。本文结合广东省初创型环保企业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发展扶持建议。总体来说,要搭建科技成果推广落地平台,开展专业孵化培训,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扶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海南省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分析

通过"十五"期间海南省污染物排放状况、环保投资现状分析,结合本省2004年度环保产业调查、2004年度经环境污染调整的绿色GDP核算结果,探索污染物排放、环保投资、环保产业与绿色GDP的关联性,提出存在问题和相关建议。     

我国环保产业大事记

（一）　　1.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全国开工的156个工业大项目中安装了一些环境污染治理设备。这是新中国环保工作的开始。　　2.60年代初，我国在北方重工业城市中设立“三废”治理办公室，推进了我国早期环保产业的发展。　　3.1973年我国召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并颁布了环保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对当时的环保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包括企业的污染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及“三同时”制度，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4.1979年颁发《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提…     

环保产业的商业机会

生态危机带来环保商机 环保产业是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狭义的环保产业是指在环境污染控制和减排、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行业,主要是相对于环境的"末端治理"而言的.广义的环保产业既包括能够在测量、防治、限制以及克服环境破坏方面生产与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也包括能够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最小化的清洁产生技术和产品.     

浙江省环保投资机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提升

文章研究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究浙江省的环境治理效率现状,发现11个地级市中的绝大部分工业环境治理效率较低,且各地级市的工业环境治理发展存在不平衡,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环保投资水平并不高,并且环保资金并没有投放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领域,这从长远来看,对整个浙江省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是不利的。     

台湾的环境保护与环保科技的发展

为了解台湾的环保科技发展情况，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下旬，由科技部海峡中心组织的环保科技考察团赴台进行考察交流。通过这次考察，对台湾的环境保护和环保科技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留下了深刻印象。１．环境保护概况７０年代初，台湾由农业转型到工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大多数河流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城乡和工业区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有害废弃物的任意堆放导致土壤和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到了８０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先后制定了各种“法规”和各种污染防治计划。从推广末端处理陆续转到从源头控制、资源回…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5A旅游景区、环境考核与企业环境治理

5A级旅游景区代表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精品旅游景观,具有打造城市品牌、助推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其动态评选机制对地方环境质量有着严格的考核标准。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5A级旅游景区机制是否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缺位,从而推动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当地方城市存在5A级旅游景区时,当地企业的环境投资更多,且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处于5A级旅游景区的企业承受的政府环境监督力度相对更强,但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环保补贴对5A级景区不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资源相对于人文资源景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旅游收入占地方GDP比重更大时,5A级旅游景区的环境治理作用更强。综上,文章首次结合中国旅游景区的评级制度,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这对探索如何协同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环境保护激励、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清洁发展的财政环保投资政策分析

环保投资对于解决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特性,政府是环保投资的必然主体,财政环保投资就成为实现清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环保投资存在投资规模偏小、投资效率不高和投资有失公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实现清洁发展、完善财政环保投资的具体政策和建议。     

环境治理谁主沉浮:中央还是地方?——基于央地博弈对比的测算分析

文章基于央地博弈工具构建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走向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博弈力量的相对大小对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以破解"环境治理之谜"。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方法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力量的测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于2003-2015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双方博弈力量的相对大小及其对地区实际污染水平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在环境治理的央地博弈中,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博弈力量,可以解释环境治理绩效的69%,而地方政府仅为31%。（2）中央政府在博弈中所获得的剩余使污染水平相比基准水平降低40.3%;而地方政府剩余则使污染水平升高29.5%,央地博弈净效应使得实际污染水平降低10.8%。（3）央地博弈力量的年度分布具有不平衡的特征,在2003年到2011年,地方政府的博弈力量逐渐增强;而从2011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之前不断增长的博弈力量受到遏制。（4）央地博弈力量亦具有城市分布异质性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博弈力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的财政自主度呈倒U型关系。文章结论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优势以及国家意志在促进地区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     

产业转移政策与企业迁移行为——基于广东产业转移的调查数据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之间点对点合作来共建产业转移园区是我国产业转移政策的重要形式,但现有的文献很少对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文献从产业的视角,本文考虑到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差异,在新近发展起来的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广东合作产业转移园的调查数据,通过直接观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迁移行为,来分析这种产业转移政策的效果。结果显示,这种产业转移政策对异质性的企业具有选择效应：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那些投资规模大或用地面积大的企业更容易受政策的影响;相对于部分迁移的企业,整体迁移的企业更容易受政策的影响;由于这种选择效应的存在,政策对珠三角地区大量中小企业的迁移影响有限。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要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迁移行为差异。     

大气污染防治增加了企业税负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将"2+26"城市确定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进行联合防治，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2+26"城市所在省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2+26"城市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2+26"城市而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使得企业税负显著增加。区分企业所在城市规模、是否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非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位于小规模城市的企业税负影响更大。     

空气污染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专利授权大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对产业的科技创新同时产生"抑制效应"和"激励效应",前者指空气污染会触发环境规制强化,提高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产业的科技创新,后者指空气污染会激励产业转型创新,进而促进科技创新。那么,近年我国空气污染对产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是哪一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什么条件下"激励效应"会超过"抑制效应"？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影响效果是否相同？围绕上述问题,文章基于34个细分产业的专利授权大数据的证据,通过固定效应基本模型,建立空气污染浓度与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结合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空气污染浓度与产业科技创新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在不同的污染产业、不同的环境规制严格程度和34个细分产业条件下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环境规制存量、执法力度、改变科技创新变量和改变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并从作用渠道和协同效应两方面解释了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的"激励效应"大于"抑制效应",在污染地区和污染密集产业,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水平有更大的促进效果。根据文章的分析,在全国层面空气污染倒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很大,足够抵消空气污染对科技创新造成的抑制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空气污染是可以接受的,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是激励效应,因此,建议政府更多地关注和加强激励效应,完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境监督力度,同时对科技创新进行更多的投入。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完善山东省济南市环保投融资机制的探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十一五”期间,济南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环境形势,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引发的污染日益严重,脆弱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正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防治污染的力度,但成效缓慢。本文认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是制约环保工作的关键。因此,本文在分析了济南环保投融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投融资机制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