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资本和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的模式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资本成为日益重要的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其国际化战略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基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和全球跨国并购数据,创建了一套可识别中国企业在特定国家投资模式的新型数据集,结合基于专利数据的企业知识资本水平指数,评估了企业因知识资本不同而产生的国际投资模式选择差异,并着重探讨了企业知识资本和东道国技术禀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知识资本通过国际投资动机影响投资模式选择。企业知识资本越少,越倾向于进行战略性资产获取型投资,从而偏好更有效的跨国并购模式;企业知识资本越多,越注重在国际投资中充分利用其知识资本优势,因而选择以绿地投资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在技术禀赋较丰富的东道国,企业知识资本的多少对国际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考虑企业吸收能力后发现,企业知识资本对国际投资模式存在非线性影响,即在企业知识资本较少时,知识资本的积累对企业跨国并购倾向存在正向影响。     

从跨国并购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一般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也称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另一种是跨国并购，即通过跨国收购或兼并方式来控制东道国的企业。     

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理论界对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问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从东道国的视角在修改Hotelling(1929)、Kreps和Schleinkman(1983)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跨国银行新设投资和并购比较的博弈模型.本文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收购价格、垄断利润和新设投资的利润是影响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设投资的成本、东道国银行的技术水平以及东道国市场消费者剩余的大小都会对跨国银行投资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0年～2005年上市公司并购案例

本文主要考察影响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因素。以2000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为对象，实证考察企业成长率、资产规模、R＆D费用、多元化战略、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经验、文化差异及东道国经济水平等八个因素对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作用程度和方向。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成长率、多元化战略、东道国经验、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经济水平等五个因素对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与负面影响分析

跨国并购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依照东道国法律取得东道国某砦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的行为。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构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典型方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并购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外资并购及其相关法律

跨国投资是"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入国外"的经济活动。其中,跨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海外直接经营企业,并对企业经营管理有较大控制权"。跨国直接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新设投资或称为绿地投资;另一种是外资并购。外资并购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取得东道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对东道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动向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动向 (一)从新建项目到跨国并购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并购法律的完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因为与新建企业相比，通过对东道国现有企业的并购进入市场，具有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实现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抵御风险、获取市场权利等多方面的优势。     

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企业“逆周期”跨国并购研究

"新常态"经济周期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有何特征?从经济政策频繁波动的现实出发,如何理解跨国并购的"逆周期"成因?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企业对91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下行经济周期加剧了并购规模提升;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正相关,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为更明显;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距以及市场增长潜力差距均提升了并购规模。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

跨国并购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是中国企业迅速获取全球性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跨国并购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及文化整合问题,致使跨国并购的风险日益凸现,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文章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以及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为基点分析了跨国并购中形成文化冲突的原因及其表现,并针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如何消除或减少文化冲突、进行文化整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分析

跨国并购是国内企业并购的延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热潮愈演愈烈。但是,并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并购战略的部署、企业的财务结构以及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情况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first-time entry by multinational firms

The model and related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this paper demonstrate one reason why previous studies documen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observed level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sing a simple model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source of the volatility is important in resolving the puzzl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individual firms reveal that first-tim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discouraged by monetary volatility originating from the source-country, but can be encouraged by monetary volatility originating in the host country,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domestic investment or expansion by existing multinationals. The regressions also reveal a large and positive “euro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first-time cross-border mergers with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ven when controlling for domestic merger activity.     

中资企业跨国并购分析和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井呈现出了更多新的特点和规律。本文通过介绍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和跨国并购的特点,通过阐述跨国并购动因,分析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效发展思路,以期望对解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外部动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外部动因有很多,本文主要着重阐述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因素。选取1990～2008年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方程的回归拟合,以中国的人均GDP、外汇储备和出口为解释变量,跨国并购为被解释变量,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外部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均GDP、外汇储备和出口都是影响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因素,且人均GDP的影响较其他两个因素明显。     

Endogenous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ls dealing with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versus greenfield investment usually assume that the entry of a foreign firm into a market has effects on the outputs of all domestic firms in that market, but exit or entry of local firms is not consider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examine the acquisition versus greenfield versus exporting question under fixed versus free entry assumptions for local firms. Our finding is that greenfield entry and exporting options are more attractive relative to acquisition when the local market structure adjusts to foreign entry through local entry or exit than when it is fixed. With respect to welfare in the host economy, existing theory models and policy discussions maintain that the effects of greenfield versus acquisition entry differ substantially. We show that under free entry and exi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or consumer surplus, but acquisition improves welfare a little through rent extraction by the local acquired firm. Thus the existing conventional wisdom may be leading to inappropriate policy choices by host governments.     

我国行业主导企业应对外资同业恶意并购的措施研究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同业并购,近几年来,大型跨国公司恶意并购我国行业主导企业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给我国的经济安全与企业发展都带来了隐患。文章从跨国公司恶意并购我国行业主导企业的危害入手,在对跨国公司恶意并购我国行业主导企业的动机与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以并购的流程为线索,从前期准备、合同签约、运作管理与纠纷解决四个方面系统地研究我国行业主导企业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