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牲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从产业内溢出和产业间溢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产业内溢出和产业间溢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8省在1998-2010年间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发现第一产业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产业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第三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实现的;通过产业内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象只发生在第二产业.     

FDI行业间溢出与省区产业增长

基于2003-2008年中国省区工业细分产业数据,本文考察了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在控制了省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及产业间动态外部性的影响后,我们发现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但是所有制和地区的差别导致对溢出吸收效果的不同,非国有企业可以全面地吸收外资的行业间溢出;而国有企业不能利用FDI后向溢出促进自身发展。在直辖市和西藏以外的地区,FDI对国有企业的前向溢出甚至都不再显著。     

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31个省2003-2007年的数据采用Hansen的门槛回归技术分析了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技术差距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技术差距小于一定值的时候,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当技术差距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则不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国一些省份已经跨过了这个门槛值,而一些并没有跨过,当地政府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减少自身的技术差距,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本地经济。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

外资技术溢出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行业内技术溢出机制,忽略了行业间垂直联系的溢出效应,同时没有将非线性技术溢出机制纳入检验模型。对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出新的检验。为克服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和行业间异方差,文章采用差分方程和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法。实证结果表明1、水平联系的溢出效应呈U型“门槛效应”;2、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明显;3、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生产力提高和外资技术溢出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FDI的内资企业溢出和市场选择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产业层面数据的检验

本文在Aitken and Harrison（1999）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定量检验我国的FDI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①结果显示：（1）我国FDI存在正的产业内溢出效应,但由于受其他产业FDI的抑制,FDI产业内溢出净效应有限;（2）FDI产业间溢出效应远大于产业内溢出净效应;（3）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市场选择效果显著,但这种作用小于FDI的溢出效应;（4）开放度越高的产业外资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响越显著。     

市场是否可以换来技术进步？——来自广东省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FDI的中间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运用Panel Data计量方法对广东1997～2002年39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内资工业部门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效应有限；而负向的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却大大超过了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另外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研究还表明，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是外资外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最后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Which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Despite growing concern regarding the productivity benefi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very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impact of FDI on firm-level technical efficiency. This study helps fill this gap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firms. A panel dat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SPF) method is applied to 3318 firms surveyed over the period 1988–2000. The results reveal evidence of positive FDI spillover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emerge however when the samples are divided into two efficiency levels. High-efficiency domestic firms receive negative spillovers, in general, while low-efficiency firms gain positive spillovers. These findings justify the hypothesis of efficiency gaps, that the larger is the efficiency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 the easier the former extracts spillover benefits from the latter.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地方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间面板 Durbin 模型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特征不同,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和重点也有差异,但地区间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市2006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从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两个方面研究地方财政支出对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预算内财政支出对周围省市具有正向外溢性;预算外财政支出对周围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具有负向外溢性。     

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赵奇伟等(2007)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滞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针对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获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工资外溢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07年441个四位码工业行业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通过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式和间接生产率外溢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工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2)国有行业比重提高会显著促进FDI通过劳动力供给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但同样会显著阻碍FDI通过间接的生产率外溢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3)FDI对内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显著缩小了中国不同劳动生产率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Provincial Output Spillovers in China：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Approach

The paper uses a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to examine provincial output spillover effects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re are effective output spillovers from Guangdong, Liaoning and Zhejiang to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but trivial effects from Shanghai, Shandong, Sichuan and Xinjiang, and negative effects from Beij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Guangdong and Liaoning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creating provincial output spillovers, compared with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exports. However, FDI spillovers tend to decrease, with spillovers from export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rising over time, so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s in Guangdong and Liaoning are non‐persistent and highly volatile. Other channels of output spillover, such as domestic investment, should be enhanced. Impacts of shock from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GDP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time and provinces; inland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most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heterogeneous spillover structure shows that regional policies might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an nationwide policies in reducing regional disparity.     

经济开放度的再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中国1985-2013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数据,结合AHP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重新测算了中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发现经济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促进机制: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既通过吸引FDI增加了可直接利用的资本要素,又通过FDI技术溢出和开放度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但加入WTO之后,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下降。经济发展驱动力开始由对外开放向对内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