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压力、财政补贴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探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财政补贴资源实施双元创新投资,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压力对财政补贴激励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相对开发式创新投资,财政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2)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双重压力时,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源、减少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跨国并购能否驱动企业创新?:基于技术和资源互补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可显著驱动企业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提升,且该影响具有递增的动态效应;知识基础、研发效率、企业生产率和海外业务使跨国并购通过内外兼修的途径提升企业创新;技术互补性正向促进跨国并购技术协同创新效应。文章从管理者能力、政治关联度和资源互补性三个视角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跨国并购企业管理者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政治关联以及与目标企业具有较强资源互补性,则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资源识取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通过将新创企业所需资源分为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地位,探索资源识取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的影响,以及技术动态性和产品模块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地位均对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相似性地位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的关系,但对互补性资源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产品模块化正向调节互补性资源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但对相似性地位和新创企业新产品开发优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新创企业资源整合理论,还对我国新创企业制定新产品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CEO财务经历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的双重视角

财务行业是一个具有风险属性和资本属性的特殊行业，财务经历有助于塑造CEO良好的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文章基于烙印理论，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双重视角研究了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采用PSM-DID、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亦成立。具体而言，CEO财务经历主要是通过发展CEO的"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两种烙印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CEO外部薪酬差距更大、CEO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发现烙印效应可能是解释CEO财务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这为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     

客户企业创新驱动了上游企业探索式创新吗？——创新的反向传导效应研究

供应链网络中,下游客户企业和上游供应商的创新行为相互关联。本文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分析供应链网络中“自下而上”的反向创新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客户企业创新会向上游反向传导,对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2）在市场需求诱导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通过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和提出更高、更稳定的产品技术需求,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3）在技术知识扩散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显著提升上游企业知识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探索式创新传导效应。而且,当上游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更强或者知识全局凝聚性更低、局部凝聚性更高时,以及客户企业与上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远、客户企业所在行业信息环境较好时,创新的传导效应更强。本研究为企业充分挖掘供应链关联的创新效应和探究探索式创新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时空压缩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高铁通车的证据

文章从新地理经济学视角,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高铁通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铁通车显著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位于中西部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高铁通车加速了创新的人、财、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转移,通过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信任和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降低企业高风险特质的探索式创新的融资约束与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高科技新创企业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交互对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效用研究

双元创新对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新创企业新且小的特点,其资源匮乏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实施双元创新。因而,现有研究主要从战略视角关注双元创新中的一种创新行为对绩效的影响,缺乏从网络嵌入视角对双元创新的整合型研究。对于存在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利用网络嵌入获取资源来实施双元创新是提升绩效的有效路径。而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能够单独影响双元创新,但鲜有研究探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双元创新在上述交互关系到绩效的转化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双元理论,文章利用bootstrap方法对187份高科技新创企业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验证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而双元创新在上述交互向绩效转化的过程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网络嵌入多维视角探究了双元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价值,不仅丰富了双元理论,也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网络理论。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家长式领导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与企业战略匹配

文章依据159家高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防守者、前瞻者和分析者的企业战略分类,对家长式领导与企业战略的匹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企业战略下家长式领导对双元创新影响不同:防守者战略下,仁慈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前瞻者战略下,德行领导对挖掘式创新有正向影响;分析者战略下,威权领导对挖掘式创新有负向影响,仁慈领导对挖掘式创新有正向影响,德行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     

权变视角下外部搜索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从权变视角入手,对外部搜索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组织冗余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经由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外部搜索深度及广度对产品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未吸收冗余能够加强外部搜索深度及广度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已吸收冗余能够加强外部搜索深度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但是会降低外部搜索广度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外部搜索深度及广度能够协同性地提升产品创新绩效,这种协同效应在企业拥有较充分的冗余资源的时候显现得更加明显.     

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双元性创新机制研究——以天津制造业为例

在经济转型期,企业应具有双元性创新能力以适应外界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文章对双元性创新进行了更加细化的概念界定;以企业的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为调节变量,利用权变理论提出了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与双元性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等假设。通过210家企a业调查数据,利用SPSS等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假设进行了验证。文章的主要结论为:在生命周期的引入期和成长期,开发性创新与绩效呈正相关,而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呈负相关;在生命周期的引入期和成长期,探索性创新与绩效呈负相关,而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呈正相关等结论。     

高绩效工作系统、双元型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情境的调节作用

论文在界定双元型创新整体性构念的基础上,首次考察了双元型创新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关系情境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375家企业中高层主管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1)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双元型创新正向相关;2)双元型创新部分中介了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3)关系情境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双元型创新的影响:企业的关系情境越高,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双元型创新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越弱;4)关系情境调节了双元型创新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即:关系情境越高,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双元型创新对企业绩效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强,反之越弱。     

企业创新、产权性质与组织冗余

学术界在大量探讨组织冗余对创新活动影响的同时,忽略了企业创新作为前因变量也可 能对组织冗余产生影响。以2007-2015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了企业创新对不同类型组织冗余的 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创新与组织非沉淀性冗余呈正U 型非线性关系;（2）企业创 新与组织沉淀性冗余正相关;（3）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创新和非沉淀性冗余之间的正U 型关系较弱,而创新和沉淀性冗余的正向关系则更加明显。     

家族涉入方式的差异如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意愿?

文章以2012-2017 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分析了家族在股权与管理层两种不同涉入方式下的战略偏好与目标导向,进而探究出其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并结合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情形,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于股权涉入和管理层涉入与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家族在股权涉入与利用式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但与开发式创新呈负相关,而家族管理层涉入与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产品市场环境的竞争能够加强家族股权涉入与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关系和家族管理层涉入与开发式创新的正向关系。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