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稳定指数构建研究

一国金融稳定状况需要多维指标测度，多个指标同一时期变动可能不一致。利用金融稳定指数综合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金融稳定状况。结合中国金融体系及金融统计体系的特点，文章从IMF“金融稳定指标体系”中选取了15个指标，基于这些指标2008—2018年的季度数据，利用动态因子法构建了2008—2018年中国金融稳定指数。中国金融稳定指数显示，在样本区间内中国金融体系总体较为稳定，该指数能够反映国外金融冲击和国内局部市场动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直观地判断中国金融稳定的整体状况。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

本文介绍与分析了金融状况指数(FCI)的定义及作用,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的FCI,对其波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通过对FCI与GDP增长率关系以及FCI对CPI预测能力的检验发现,在样本期內PCI与CDP增长率走势较吻合,且FCI对CPI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因此,本文认为,FCI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货币超发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银行风险承担与系统性风险视角

本文从银行风险承担与系统性风险角度，研究了货币超发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基于平滑局部投影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货币超发冲击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影响随时间累积逐渐显现，后逐渐减弱；(2)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因货币超发冲击而增加，但该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3)货币超发冲击并未导致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上升，反而使其有所下降，这与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存在关联性，同时这也表明仅关注银行表内(主动)风险承担行为是不足的；(4)分银行类别来看，货币超发冲击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消极影响更强。此外，现有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货币超发冲击对金融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但仍存在改进空间。本文的研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与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制裁对俄罗斯金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基于制裁强度指数的研究

通过梳理欧美对俄金融制裁措施构建金融制裁强度指数,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俄罗斯金融稳定指数。考虑到石油价格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纳入石油价格作为控制因素。最后,通过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能够对石油价格产生短期的正向冲击,且金融制裁降低了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此外,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平稳性造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金融制裁降低了产出增长率并增加了产出波动。     

基于金融稳定目标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随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理应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将其加入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稳定状况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稳定指数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文章通过TVP-SV-VAR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稳定的关注。     

基于动态CRITIC赋权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构建与金融风险识别

合理测度和准确识别金融市场风险,对于稳定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重大。依据中国金融市场特征,本文采用动态CRITIC法计算权重并建立金融压力指数测度模型,通过非参数统计核密度法和B-N数据分解法对金融压力指数的分布和金融风险状态进行估计与识别,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检验高低风险转换概率,并与基于确定项进行识别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动态CRITIC赋权的金融压力指数更能反映金融市场的极端值和金融风险,随机冲击是影响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重要因素,两种金融风险识别方法均可识别金融风险状态且各有优势,研究中可以互为补充。今后应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对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     

金融制裁效力指数的构建和应用——以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为例北大核心

21世纪以来，金融制裁的使用日趋频繁和成熟，已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常态化工具。通过梳理2014—2022年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各项金融制裁，基于政策量化思想和指数衰减函数构建了金融制裁效力指数，从政策目标、作用对象和参与主体总结其趋势特征，归纳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新突破。为展现金融效力指数的应用，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验证美国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物价水平及出口商品的冲击。其启示是：中国应高度重视美西方对外经济金融制裁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影响；深入研究金融制裁的逻辑和规律；借鉴俄罗斯反制裁的创新方式，健全对外制裁和反制裁体系；通过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经济金融制裁的约束机制；进一步优化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政策。     

金融稳定是否应纳入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基于混频IS-Phillips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使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MF-DFM），构建中国首个混频金融稳定指数（MF-FSI），接着把MF-FSI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使用文章新构建的混频IS-Phillips模型，比较分析纳入与不纳入金融稳定的中国货币政策损失函数差异，最后对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和时效选择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实证分析表明：（1）中国混频金融稳定指数是金融稳定的一个实时性有效测度指标；（2）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应纳入金融稳定，以减少货币政策福利损失；（3）无论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偏好和预期偏好怎样变化，央行都应给予金融稳定固定且不可忽略的关注度，但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仍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部交易对风险传递的影响--从金融控股集团角度分析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的大量内部交易或者内幕交易风险缺乏防范与控制，由于风险传递的作用。极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演变成经济危机，以致影响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社会动荡。从国际范围角度讲，亦会通过国际金融等传播渠道导致其他国家或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或危机。     

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与企业综合视角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具有强烈的共生性，当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时，是否会迅速扩散到与其关联的各类金融机构，蔓延并危及整个金融系统，出现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文章综合运用房地产行业指数与房地产企业数据，基于Co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测算了我国房地产业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强度，分析了其时变趋势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业对金融机构存在较为显著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周期性；房地产业对股份制与城商行的风险溢出强度最大，其次是保险机构和信托，最小的是国有银行；房地产企业的自身风险、规模和负债水平对风险溢出强度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文章对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房地产行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波动性研究——基于金融网络动态关联的视角

在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前提下,建立资金融通的金融网络结构可以降低个体机构的破产概率,但转移的风险会通过网络节点之间的关联度和正反馈效应实现交叉传染,从而增加整个市场奔溃的概率。文章通过DCC-MGARCH模型和无向有权型网络阐释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多元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时变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动态关联能够较好解释系统性风险的波动性,且我国的金融市场符合无标度网络的风险传染特征。其中,银行部门的市场中介地位不断强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中应强调关联度指标的重要性和金融机构的网络属性,构建具有风险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Financial Imbalance Index as a New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ased on the stylized facts of financial crises and systemic risk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financial imbalance index （F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financial cycles and assesses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s macro-financ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I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index to detect financial imbalances in China＇s economic cycles, but is also more accurate than and plays more of a leading role than conventional indicators, such a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and the purchasing managers indicato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I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indicator to measur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and can provide policy-maker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with useful information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我国民间金融边缘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形成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改变了以往民营企业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格局,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与此同时,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本文主要探讨我国民间金融的成因、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对策。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存款虽然能够帮助中国的金融机构渡过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大量的金融资产遭到贬值或资产损失的风险。中国的经济增长、投资、就业和物价水平等实体经济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化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和银行业的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三元悖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三元悖论”从宏观上揭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 是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实质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其弊端日益凸现,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势在必行。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只能是建立汇率目标区,长期目标则是建立浮动汇率制。     

基于动态因子分析的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研究

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是实现金融稳定有效测度的前提。首先综述了金融稳定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的演进，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设计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并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赋予指标权重，最终合成综合金融稳定指数FSI。通过检验与测度发现，我国金融稳定水平发展较为平稳，并且略微显现出下降趋势，我国的金融风险也随之增加。最后提出政府应当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实现对跨国流动性风险的监管的建议。     

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想

置身于世纪之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潮流,面对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机遇和挑战,怎样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向国际金融监管原则和发展方向靠拢,以确保中国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而金融监管并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模式,也不存在一个普遍使用的通用模式,一个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在既尊重传统与现实,又在考虑未来金融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金融运行状况等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     

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基于经济四部门视角

文章基于我国2005至2016年的分省数据，采用SMR和基尼系数法刻画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趋势，并通过构建多样化空间关联模式，运用空间偏微分方法，从经济四部门视角验证了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来看，在时间维度上，大部分省份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风险地区内差异较大，中部较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金融风险的地区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小；区域内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主要原因，且区域间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大了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因此，国家防控金融风险要切中要害，从区域金融风险的源头抓起，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防止区域内外驱动机制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放大作用，避免决策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