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文献综述

境外投资是指我国公司、企业、个人将资本投向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其具体形式包括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建立合营企业、收购外国企业、国际工程承包等。在有些文献中，境外投资也称“对外投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FDI”等。     

美国“新经济”与上海“均衡投资”发展战略

本文从美国“新经济”投资战略出发,在“均衡投资”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上海 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点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产业选择、投资区域选择、投资主体选择、投资方式 选择、管理结构、政策支持等角度对上海实施“均衡投资”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分析。     

关于上海“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在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许多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活动。本文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引进来”)如何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走出去”)相互结合的新课题,提出了上海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的基本思路,并且对上海如何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综合的基本思路作出了策略性的运作建议。     

两种FDI模式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研究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而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贸易。受此观点的启发,本文对日、美两国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与我国向两国出口贸易的关系分别做了实证分析。另外,对小岛清的观点加以引伸,将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在时间上也划分为两个阶段,通过实证分析,既对两个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也对两个时间段进行纵向比较,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小企业主导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要大于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正由中小企业占主导的“日本式直接投资”,向以跨国公司占主导的“美国式直接投资”演变,从而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下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投资绩效

<正>纵观浙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快速扩张,杭州、宁波、嘉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方阵,民营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主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聚在制造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对浙江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对外直接投资是浙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高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途径。总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分析

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此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重点发生变化，开始实行“脱欧返亚”战略，尤其对中国投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十分引人注目。在步入新世纪时，回顾八、九十年代日本对华投资的不同特点，展望２１世纪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制定有关引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论日本的亚洲投资促贸战略

论日本的亚洲投资促贸战略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刘春华在过去的３０多年中，东亚的经济增长被世人誉为“东亚奇迹”。这种奇迹的产生大多归功于贸易和直接投资。从６０年代后半期起，亚洲“四小”就把贸易和直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从而使“四小”的经济出...     

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技术引进

一、外资政策及特点 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对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持欢迎态度。为鼓励企业把资本投向政府指定的重点产业,政府在1958年颁布了“先驱工业法令”。从这时起,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进入马来西亚制造业部门。随着六十年代末期经济发展战略从替代进口转向促进出口,1968年“投资奖励法”诞生了。1970年政府又颁布了“新经济政策”,其基本目标是,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一Solow模型为框架，把投资分为外商直接投资部分和非外商直接投资部分（简称为国内投资），对我国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分别考察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表现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对GDP的增长的贡献约是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的1．69倍。2）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79％。3）在不同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     

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研究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鼓励下,作为民营经济重要主体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对不断增加的跨国经营复杂性,家族企业如何调整家族治理结构显得非常关键。文章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究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并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过程的速度和节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与广度加大都能促进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维度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对外直接投资扩张速度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所有权“去家族化”治理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节奏并不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不同经济体和二代涉入这两种独特情境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去家族化”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与非发达经济体中没有显著差异,而二代涉入则削弱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所有权“去家族化”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后的资源变化情况,发现“去家族化”后家族企业的财务资源和管理资源有所增加。     

评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及其“小岛理论”，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其理论曾在国际学界名噪一时，本文将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视野对小岛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再进行一次综合分析和评价。     

慢新闻·招商＆投资

“陆商”近期可赴台投资 日前，台湾方面积极研拟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草案已经完成，预计一个月之后，“陆商”这个新名词将在两岸间出现。到台湾投资的对象，包括大陆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其他机构或在第三地投资的公司；开放投资经营的型态也很广泛，包括独资、合伙、直接投资台湾企业、购买台湾公司股份、或设立分公司都可以。     

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以甘肃为例

投资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资金瓶颈”问题,而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弥补这种“资金缺口”。本文首先回顾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甘肃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历史,并通过甘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代表性指标和东、中、西部某些地区及全国相应指标的对比,较为深入地剖析了甘肃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从当代投资理论看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发展

本文试图借助几个投资理论的基本内容,结合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从中窥见台资对大陆直接投资所显现出来的若干趋势。一、分散性为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台资在大陆向更大的地域范围、更多的行业领域扩展从国际资本移动的一般理论出发,可以认为,大陆在进行中的开放改革,需要大量的发展建设资金,属于资本“稀缺”地区。而台湾有大量外汇储备,加上民间资本共近2000亿美元,属于资本“充裕”地区。在资本由“充裕”地区向“稀缺”地区输入情况下,使大陆的总产量增加,总产值提高,获取因资本输入带来的新收益;而作为资本“充裕”地区的台湾,其资本边际生产率将会提高,为资本所有者带来较高的收益,提高了总资本的利用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需做好的五项工作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对外投资主体国际化、政府宏观调控强化、投资保证制度建立和法律保障体系完善五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应做好的五项工作。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态势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现状分析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年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仅1400万美元。1984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了一定的进展。据我国对外经贸部的统计,到1989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948个,吸收日资合同金额26.33亿美元。另据日本大藏省统计,到1989年9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为643个,投资金额22.9亿美元。从中日双方统计看,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在80年代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90年由于受“六四”事件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暂时的下降。据我方统计,全年吸收日资合同金额不到3亿美元。另据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

“入世”后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会有许多新的变化,为此,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