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给付之诉之“预先判决的必要”探析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中，与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并为民事之诉三大类型的给付之诉可进一步划分为现在给付之诉和将来给付之诉。将来给付之诉揭示了在给付请求权尚未届依法行使之时，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必要通过裁判的方式予以救济这一现实困境与立法盲点交叠下诉权理论延伸的现实可能性。将来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诉的利益以及将来给付之诉下权利生成的途径论证其必要性及价值归属等多维度分析，联系扩大司法救济范围，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     

破产管理人责任纠纷的诉讼要件与实体要件

基于政府产业调整以及消费者主权,市场主体通过破产程序退市已经是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破产程序的利害关系人众多,其能否高效而依法运行,与破产管理人的职能密切相关。管理人责任纠纷在实证法上规范不足,但裁判规则已经具备体系化的条件。破产程序中处理的事项,不属于管理人责任纠纷诉讼的受案范围。管理人责任纠纷原则上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集中管辖,但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则遵循侵权责任纠纷的管辖规则。管理人责任纠纷的起诉须满足当事人主体资格要件以及诉的利益要件。管理人责任的成立,须管理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商业判断规则之法理基础与源流考

商业判断规则之目的在于防止法院介入,进而保护董事避免承担个人责任。商业判断规则之所以能在法官裁判公司法案件中对案件结果产生拘束力,主要是基于三个正当性基础。商业判断规则总是和法官有关,这是因为它不是行为准则,而是一项司法上对董事行为的评价标准。本文通过对两个案件的审判来揭示商业判断规则在司法中的发展历程。     

和谐语境下构建我国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旨在保证证人出庭,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裁判和实现程序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庭审模式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吸收了对抗制的因素.由于我国没有确立相应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落实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和确保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完善各种配套措施.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向——由新《刑事诉讼法》引发的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条本身及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司法环境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还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改变一些落后的司法传统,营造依法取证、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环境是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功效得到最好发挥的关键所在。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现阶段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转型期各类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制度性救济手段缺乏;二是执法公信力下降、当事人的法治观念与维权能力的薄弱等。对此,要创新管理理念,标本兼治,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进程,改善法治环境,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不断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提升政府管理水平。     

加入WTO后中国法院内设ADR体系的构想

法院对民商事纠分的解决既是司法裁判，也是一种服务。因此提高法院民商事纠纷解决效益就是对WTO规则的最好的对策和适应。而中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平等、透明度、当事人自主权和解决纠纷的成本与时限等方面都不能满足WTO规则的要求。为此，必须构建法院内设ADR体系，以不同的ADR程序解决繁简各异的民商事争议，使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在充分自愿和透明的基础上得到公正、及时的解决。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视点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在涉及传统的司法管辖领域时,国家常常会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适当地限制法院的管辖权。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权与司法权存在一些冲突,处理冲突时应本着“司法最终裁判原则”。     

价值均衡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纠纷的裁判规则构建

现阶段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纠纷解决存在司法处理态度不一、缺少统一立法规范的实践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兼具身份价值和财产价值,而现有纠纷处理模式不能达成两种价值取向的均衡。鉴于此,建议适用“身份资格—房地关系”双重标准的限制继承规则作为司法裁判指引,同时明确“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的成员权内涵,以填补双重标准裁判规则的理论漏洞,消解新规则的内在矛盾。     

《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的司法之维:场景偏差、两造张力与审查模式

裁判文书是观测应急法律法规实施的独特视角.透过司法之维分析援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684份裁判文书,可以发现这部"应急领域基本法"在执法司法适用方面存在明显的场景偏差问题,亟须在修法、适法环节正本清源.研究同时显示,围绕应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突发事件的认定等具体问题,行政与司法之间保持着既默契又分歧的张力关系,而基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合作程度"分析框架有助于重塑两造关系.在此基础上,法院应当针对应急行政行为的特点探索构建一套适合应急状态的司法审查模式.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有关索赔问题的探讨

索赔与反索赔是国际上工程承发包的一种惯用手段 ,现已日益引起我国工程界管理者的高度重视。施工企业通过有效的索赔管理 ,维护自身的利益 ,已成为施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综述了工程索赔的概念 ,索赔起因与提出及承包商索赔要求成立的条件 ,索赔证据的要求 ;监理工程师处理索赔的权限及审核索赔应注意的事项等内容。     

审计聘约权审计独立性与公司治理

本文通过对现有制度安排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审计聘约权机制，认为现阶段管理层（董事会）决定了审计聘约权，致使审计契约失效。因此要从制度上赋予利益相关者审计聘约权力，以达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分布。     

无证、醉酒驾车肇事保险公司交强险拒赔的法律分析——兼谈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与适用

社会上对于司机无证、醉酒驾车肇事,承保该肇事车的保险公司是否要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不同的看法,但各家保险公司对此类保险事故一概拒赔却是不争的事实。各方对此现象有不同的看法,缘于大家对《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和《道交法》第七十六条有不同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解读。为此,笔者将运用法理、法意及逻辑原理对无证、醉酒驾车肇事保险公司交强险拒赔是否有法律依据进行分析,并为解决此问题提出立法完善建议。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争议及制度重建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法定抵押权,其主体为建设工程施工承包人;担保范围仅限于承包人的实际支出费用;担保标的仅限于与建造工程债权有牵连关系的不动产标的物。同时,“不宜折价或者拍卖的建设工程”包括消费者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大部分价款的商品房和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建设工程。该权利不以登记为其成立生效要件,成立于建设工程竣工之时,且承包人须向法院提起确认享有该权利的确权之诉。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承揽人法定抵押权制度,建议在以后的立法中明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明确实际支出费用的范围以及引入预为抵押权登记制度。     

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因维护动产交易的安全而创设,因移植于票据流通成为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而发展.其发展之处,一是英美法对价理论的引人,以收最大公平之效;二是扩大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即善意受让制度不仅适用于原持票人授权他人以原持票人的名义或为原持票人的利益而占有票据的场合,对于占有人以盗窃、欺诈、胁迫等方法取得票据占有的场合,同样也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余地.我国的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与西方理论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论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应收账款属于合同债权,物权法明确规定其可以作为权利质权的出质标的。法律上的规定并没有阻止理论上的争议,但从法学和金融学的角度讲,应收账款担保融资应当按照权利质权的相关规定来调整。作为权利质权标的的应收账款,应当具有相应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伴。由于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是以一个合同债权来保证另一个债权的实现,因此对银行来说,其带来了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律上和实践上的风险。正是基于此,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措施完善其资信调查机制,积极探索此种业务的风险转移机制并在日常的业务中加强对基础合同的审查以期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日本金融业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源及政策措施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权一直大量存在,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自律恢复。本文对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产生的经济背景、金融体制和经济结构原因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良债权产生的一般原因进行了剖析,并对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新进展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防范和化解不良债权的有效途径。     

试论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

集体谈判制度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实行了近百年的用以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其目的是化解劳资矛盾，使劳资双方达成共识，签订集体合同。我国推行这一制度也已有十年的历程，但是目前这种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历程以及实施现状的考察，探讨其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以期求得对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更为深入的认识。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政府审计强度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审计强度模型分析了审计人员和责任人的决策行为,以探讨政府审计强度的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政府审计实质性测试水平平均数的增量与控制测试水平的增量之比等于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边际成本之比,且该比值为负值;实质性测试水平随着责任人的违规收益、责任人为不诚实类型的先验概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内部控制强度、责任人逾越控制成本的增加而减小;对于政府审计人员审计失败的法律责任的构建和追究会对责任人违规有震慑作用;当逾越内部控制的成本为正数,责任人始终不会选择最大强度的内部控制;我国内部控制不仅仅是方法和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内部控制体系作为社会或企业整个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可能会缺位,这应该是某些违规问题"屡审屡犯"的根源之一。     

债转股：对企业经营者产权约束的思考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代表控制权,股权约束比债务的约束更为直接,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实施债转股比迫其破产对银行更为有利;处于转轨改制阶段的中国,股权约束是较债务约束更软的约束形式,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能否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债转股的进程,生成有剩余索取权的监控主体,促使国有管理方式的变革以有确立规范的股份制等,是债转股新的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