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借贷: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对资金需求量的增加，农村民间借贷悄然兴起，为城市所不及，已形成一股“暗流”，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它的现状怎样？利弊、原因如何？应采取哪些措施避短？为此，笔者进行了百户专题调查。 一、农村民间借贷的特点 与过去相比，当前农村民间借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涉及面广。 ２０００年１－８月份，在百户调查农户中，有民间借贷行为的８６户，占８６％，且大多跨村、跨乡，甚至跨省；除贷给个人外，有不少是贷给乡、村办厂和全民企业，而且资金流向有向城市蔓延的趋势…     

农村金融供求主体借贷行为偏好分析

本文以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农业大县巴彦县为例,通过对200户农户的实际调查走访,得到县域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基本情况,探讨了农村金融供求主体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县域农村农户借贷资本主要用于生产性支出,正规金融机构在信贷资金供给方面处于占优地位,农户的借贷行为偏好是一种被动偏好,农户类型和生产性资产是农户能否获得借贷资本的关键因素。     

浅议农村民间借贷

农村民间借贷主要是指乡村私人之间以收取利息为条件和目的借贷行为，是民间信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农村民间借贷区别于正常借贷的显著特点是：借贷双方均以私人名义进行借贷，无金融组织参加；借贷的发生多为临时的，没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借贷数量的多少、期限的长短、利率的高低全赁由借贷双方口头或以契约的形式协定。由于其方式灵活，手续简单，近年有很大的发展。     

农户借贷行为区域差异分析及金融对策

我国农户借贷行为的区域差异稳定,整体表现为东、中、西的梯级递减格局。我国应强化金融政策对非正式借贷、生产性借贷的影响,增强正式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信贷支持,促进非正式金融对西部地区的信贷供给,以及重视对农户中长期信贷资金的供给。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

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民间信用活动活跃，高利借贷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借贷活动的地下钱庄，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定。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依法打击、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应严格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１９９８〕第２４７号令）的规定，依法取缔辖区内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要组织力量摸清当地地下钱庄和高利借贷活动的情况；对非法设立金…     

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民私人借贷调查

我国农村中的私人借贷活动一直存在,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私人借贷资金的流量、流向、结构和条件都发生了蘑大变化,活动范围也从农民日常生活的消费领域转入农业生产领域。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私人     

农村民间借贷合理性的“结构洞”理论诠释

我国农村民间借贷历史悠久,并随着农村居民自发需求增加而日益活跃。虽然农村人际交往中的“结构洞”限制了村民的借贷活动,但同时也促使了农村民间借贷中介“桥”的拓展,这些“桥”是由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人际关系搭成的。正是由于农村民间借贷根本基础是由借贷双方的人际关系网络所构成,并形成了借贷关系内在的信用基础,才使农村民间借贷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农户借贷行为及变迁——以山西十村千户为例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借贷行为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即与借贷水平不断上升相对应的是借贷面的不断萎缩,农户借贷行为越来越不活跃,主要原因并非信贷约束,而是农户收入增长和投资机会缺乏;从借贷来源和用途看,农户借贷主要来自于民间,正规金融机构在满足农户借贷需求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且受到经济周期和政策的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借贷用途还主要停留在生活层面,而高收入户具有明显的负债经营特征,且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民间金融是农户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的助推器,而正规金融是非农户实现快速增长的加速器。因此,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让农村正规金融在农户向非农户转型过程中提供低成本和便捷的信贷支持,有助于加速农户经济转型,助力农户经济增长更上一个台阶。     

农村民间借贷纠纷令人忧

俗话说“勒紧裤带，也不去借贷”。意思是说向人借贷是件极不体面的事。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免不了相互借钱，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昔日借贷不光彩的传统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一些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借据手续不规范，赖账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所引发的民间纠纷，已成为民事纠纷的主流，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动因——皆为有利可图 时下一些农村民间借贷十分活跃的原因何在？一是放贷者企图“金鸡下蛋”，以钱赚钱，坐收其利；二是借贷者希望“借腹怀胎”，赚它一把；三是…     

广东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英德、从化、中山和湛江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

＂广东农户金融需求状况与供给机制研究＂课题组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山市和从化市）、广东东西翼沿海地区（湛江市）和粤北山区（英德市）进行了农户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通过对广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次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作者希望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的借贷行为规律和特点,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以揭示经济发达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借贷的限制性因素,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我国城市水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水管理,深化城市涉水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市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保障和优美、和谐的生态与环境保障,以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可持续发展水利转交,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水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责现状,总结归纳了我国城市水管理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水问题的具体表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体制改革、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调控和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