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雾霾治理工作中的公众参与探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也在加剧,尤其是在一些拥有重工业的城市,雾霾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之一。我国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环境治理、人人有责",尤其是在解决与公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时,公众参与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本文通过简要介绍目前秦皇岛雾霾治理中公众的参与现状,进而提出公众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一些改善公众参与的具体措施。     

水库移民中的组织化参与——基于丹江口库区D村移民公众参与的实证考察

选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D村为研究对象,总结水库移民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可行模式——组织化参与,并运用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及有关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论证组织化参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公众参与路径,其成功应用具备如下特征:草根动员是其内在动力;较强的主体意识为前提;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基础;政府的支持为外在动力;前后期的良性互动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乡村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广东乌坎“村委卖地”议题的政策倡议

作为民主理论与实践,乡村协商民主的价值对于处在激烈社会变迁的中国乡村尤为重要。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公众参与广东省乌坎事件为个案,通过还原媒体和网络对事件的报道,围绕公众对议题的建构、媒体对议题的审议、政府对议题的回应等,完整地展现乌坎事件中乡村协商民主的过程,乌坎事件进一步论证了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治理新范式的实践前景。     

民主与效率:冲突抑或协调——基于湘西乾村村庄治理实践的实证分析

有关治理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二元悖反关系、目的—工具关系与伙伴关系三派观点,彼此争论的核心在于二者到底是冲突还是协调。为了探讨村庄治理实践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真正的关系及二者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湘西乾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被动参与和低效治理中的乾村,民主与效率整体上是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实质性参与对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非实质性、象征性参与对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效率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制约作用,村庄治理系统的成长可以提高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民主与效率伙伴关系的强化,需要加大村庄治理实践实质性参与力度,提高公益性村庄治理实践活动的效率,并减缓公共项目成本和治理时效对民主的抑制作用。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困境与出路

构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利于维护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权益、创新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升政府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能力的优先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在海洋塑料治理实践中纳入公众参与程序,但仍面临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明、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且动员不力、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困境。借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建立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塑料垃圾源头管制、推进各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意识等方面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博弈

为改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现状,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3个主要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公众不同的利益诉求出发,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在不同利益诉求的相互作用下影响地方政府与公众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策略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当公众受到的损失大于参与付出的成本时,双方稳定均衡状态均表现积极,反之,双方可能均表现为消极或积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基于此,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公众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博弈中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提出应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支持、规范公众参与相关制度、加大教育培训及宣传力度、创新公众参与方式几项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理与优化路径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文章基于“一家亲”APP赋能鄂西南Q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考察,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从主体参与、有效协商、决策落地、监督问责四大维度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孪生数字空间,实现民众有效参与;增强公共理性,实现有效协商决策;整合多元主体,实现决策有效执行;强化多维问责,实现全程有效监督。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数字治理技术工具、激活数字治理参与机制、构建数字治理组织机制、增强数字治理规则供给,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治理效应。     

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行为调查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对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沱江流域（内江段）调查数据,分析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情况。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环境重要程度的认知不高,多数群众认为环境质量逐渐向好;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的意愿较高,但通过互联网获取环境文化知识、参与环境议题讨论和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公众人数较少。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介资源,对环境质量、环境知识、环境事件、环保理念进行普及和宣传,为公众环保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途径

公众参与是环境民主理念得以体现的有效路径,是形成社会监督力量的重要源泉,是实现农村环境整治目标的推动力,是明确环境权利的实践基础。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程度较低,主要根源体现在参与主体环保意识淡薄、公众参与缺乏权利基础、参与成本过高等方面。为加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提升参与主体的思想意识,完善相关立法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多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积极发展民间环保组织。     

多中心合作治理:环境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

理论和实践已证明:私有化——市场、中央集权——利维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均已遭遇失败,从而产生对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目前,建构环境公共事务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应简化政府环境管制、构筑公众参与的基础、推行环境管理的地方化及区域合作、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公众参与研究

随着“以人为本”、“民主参与”等规划理念逐步融入我国规划体系,人们的公众参与意识逐步提高。本文即从公众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内涵入手,阐述了公众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公众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对策,以此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提供参考。     

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初探

阐明了城市绿地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的基本概念,以及公众参与城市绿地建设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归纳总结了日本与中国公众参与绿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公众参与是实施城市绿地建设民主及发展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     

土地整理公众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众参与是提高土地整理规划合理性、实施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我国土地整理中的公众参与体现在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实施管理、项目影响评估等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参与方式单一,参与结果对决策影响低,缺乏相关组织机构,以及沟通中和保障措施上存在的问题等.改进的对策是:编制详细的公众参与方案,成立公众参与代表会,构建公众参与体系,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并培育公众参与能力.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的激励与约束.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什么是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所谓公众参与,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我们提倡公众参与,是因为中国发展观与执政观的伟大进步,是因为中国民主法制与政治文明的逐步成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政府追求的是公共事务的综合发展成果,其主体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

运用公众参与理论分析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从外部环境和移民自身2个方面指出了制约移民参与的关键因素是: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全、移民参与能力有限和政府支持不足。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有助于缓解农村生态治理面临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不足的压力。当前农村生态治理面临单一治理主体能力有限，生态治理结构碎片化以及社会主体对于新型生态问题的应对不足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协调引导、公众有效监督相结合的治理路径，需要做好信息共享、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工作。     

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探索

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党建工作、协同治理、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不断明确党建引领、村民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方向，构建“四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体系，采取层层激活民主、扩大村民参与的治理新举措，推进依法治村、依规治村的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