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

本研究了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并强调了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股权代理关系在市场实践中的重要性已远大于公司股东与经营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来源,本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研究的结果是控制股东为获得控制收益而进行的控制活动所造成的公司股权价值的损失是代理成本的来源,模型的实践意义在于：完整,严格的信息披露与股本的全部流通,是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着力点。     

公司治理理论视角中的小股东保护研究评述

本文系统研究了以股权结构分散为基本假定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情况,以及股权高度集中模式下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受到的挑战,指出目前公司治理理论面临的突出难题在于如何解决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文章对公司治理视角下小股东保护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解决我国现存问题拓寻思路。     

股东诉讼与公司治理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导致了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出现制度性缺陷。要想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借助于作为外部治理结构核心的股东诉讼制度。因此，我国公司制度的完善必须有一套成熟的股东诉讼制度。     

上市公司国有大股东控制行为分析——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近年来,上市公司国有大股东控制行为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行为的基础、特征、治理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治理对策。     

控股股东作用与公司治理效率

本文在界定控股股东概念及概括其地位作用的基础上,对控股股东存在的意义及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正负效应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增进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于改善股权结构,塑造相对控股股东,营造其适度表现作用的治理环境。     

中小股东近乎全部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治理模式

只有小部分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客观上将公司的经营管理委托给控股股东,中小股东付出了巨大的委托成本,导致他们亏多盈少。通过创新制度：在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当中,由他们选举若干名＂补全代表＂,由这些＂补全代表＂行使未出席股东大会股份的表决权,中小股东近乎全部参加股东大会;中小股东以其持股总量按每5%持股量选派一名董事,每一位大股东分别以每5%持股量直接派出一名董事,董事会中既有控股股东的代表又有中小股东的代表,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相互约束并制衡,框架出一个全体股东同生共死、同等收益的治理模式。     

股东影响公司的权利——重温《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

《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发布于1999年4月,并获得OECD理事会部长级会议通过。制定该原则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为了在一个经常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公司必须创新并改变他们的公司治理实践,同样,政府对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管制框架负有重大责任,使市场有效运作,能反应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预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股利平稳性——基于竞争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7年竞争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股利平稳性的影响,并检验外部行业竞争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的增强能够促进股利平稳性的提升,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利平稳性越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越高,股利平稳性越强;外部行业竞争对非国有股东治理之于股利平稳性的正向影响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股利平稳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低市场化地区和低融资约束样本组中更显著。     

价值创造还是价值攫取:美国企业股东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启示

美国现行企业治理模式失灵是其经济难以真正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外部大股东介入公司运营非但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效率提升,反而干扰了管理层的正常决策,加重了对劳动者的盘剥。金融资本家大肆攫取公司资源,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股东治理模式误解了股东与经理人的经济关系,高估了股东投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错把股东视为唯一的风险投资者与关键的创新推动者。此外在分析时所采用的同质化抽象处理也不利于普通股东。股东至上的观念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倾向于大股东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植于以交换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据此来指导企业经营。我国下阶段的公司改革需要以适合我国国情的、专注于提升企业生产创新能力的新型公司治理理论为指导。     

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

本文将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建立了在不同的家族化管理水平下．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模型．并以2004年深、沪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家族化管理水平高低的影响。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借鉴的城市治理结构的探讨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呼唤着城市治理理论的创新。治理理论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领域，借鉴两权分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超产权理论等发展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理论，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经理组成的行之有效的城市治理结构，可以实现由政府单一管理控制为主导的模式转向城市治理的多中心模式，这也是我国城市治理未来发展的理论导向和实践目标。     

公司治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对国外学者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有关观点进行简述的基础上,把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划分为有代表性的三类,分别是国家控股,企业家和员工无股份和债权的公司;国家控股,企业家和员工有股份和债权的公司;企业家创业并控股,企业家和员工都有股份和债权的公司.我们建立有关模型,对不同类型公司治理进行分析,并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公司治理提出建议.     

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并非最有效率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从其目标本身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但该模式通过管理层的广泛任务和分享控制权来内部化股东行为的负外部性,容易产生管理层激励设计难、融资和决策效率低等问题。本文认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不是保护其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而应该在坚持股东价值的范式下,通过契约和法律形式实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     

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中国模式

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来,企业治理结构便提到重要日程上来。本列举了三种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并结合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两头和存在的主要缺陷,提出了整改措施,并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     

股东资源-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新视角

文章基于文献回顾对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现状。尽管近些年资源基础理论逐渐步入成熟阶段，学术界仍然存在对该理论的诸多批评，如研究对象的片面性、对“资源-竞争优势”的作用过程分析不深入、忽视资源所有者的作用等。对此，文章通过对企业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过程的分析，提出基于资源的组合特征、考虑资源的产权属性且将资源观与公司治理相结合等研究思路，可以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股东资源”的概念。基于“股东资源”的研究关注企业资源的来源，不仅将“企业资源”的概念向更深层推进，深入分析资源背后的人（即股东）的特征对资源作用的影响，也更好地解释了不同类型的股东在公司治理角色、权力配置与参与积极性等方面的差异性。“股东资源”概念的引入，不论是对资源基础理论还是公司治理理论来说，都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债转股企业的共同治理模式研究

通过分析案例企业的债转股协议,发现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对债转股企业治理的积极参与,导致构成企业控制权的股东投票权、董事会权、职工参与权、优先转让权、剩余现金流权等都体现出强烈的权力制衡关系和保护弱势股东的特征。各投资主体平等地参与董事会决策权是构成共同治理模式的根本基础。改善债转股企业的治理质量,应在继续发挥政策效应的同时逐步强化市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