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机理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探析建筑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的理论基础上,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使用我国2008年省级层面数据,对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度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也达到0.9139;为了避免耦合度指标存在的缺陷而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指标则证实,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为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四种类型,且大部分省区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     

新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新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对二者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1995~2010年新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指数总体均呈现上升态势,但二者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的初级协调水平,协同效应较弱,相互促进作用不强;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城市化率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最后基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内涵,提出了新疆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对策。     

中国省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时空耦合研究

在阐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益之间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整体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良性协调耦合阶段还有较大差距;耦合协调类型以低度协调为主,中高度协调的省份数量不多,均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耦合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而耦合协调度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将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可以对研究区域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耦合模型的新疆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高新技术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之一,了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的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对于深入推进新疆新型工业化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新疆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1998-2010年两个复杂系统的耦合发展关系。结果表明：新疆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处于由颉颃走向磨合的时期,耦合协调度虽有提升但仍处于低度协调状态。针对目前的耦合关系特点,提出了实现新疆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良性耦合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系统耦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本文试图探寻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构造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的耦合元素指标,并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表明,环渤海经济圈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正趋于转好,耦合发展类型由环境资源主导、海洋产业滞后型过渡到二者协调发展同步型,体现了两大系统的区域协同效应。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其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关系研究

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云南省农业子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逐年稳定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缓慢提高;(2)云南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增长,环境系统则持续下降,成为制约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3)研究时段内,云南省各州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都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东部地区;(4)云南省各州市仍处于较低耦合水平,基本协调发展阶段,可分为低耦合极不协调区、低耦合较不协调区、低耦合基本协调区、低耦合比较协调区、拮抗耦合基本协调区5种类型。     

京津冀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的协调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报告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空气质量情况.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及Tobit回归分析法对京津冀城市群2014-2018年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相关数据进行考察,发现河北省各市整体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偏低、耦合度普遍不高等问题,研究结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工业化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投入力度对于中部核心功能区和其它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     

国家高新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国家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其与所在城市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乃至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运用熵值法、DEA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54个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所在城市经济效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对国家高新区和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从时间维度看,国家高新区与母城经济效率耦合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磨合提升到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整体处于中度协调阶段;②从空间维度看,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实现高度协调发展,绵阳、保定等5个城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哈尔滨、无锡等26个城市陷入中度协调发展区间,跃迁趋势不明显;③从影响因素看,国家高新区经济规模、效益质量、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经济效率对协调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研究

运用变异系数法、极差变换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2003、2006、2009、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差异明显,尚未达到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步稳定发展的阶段;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程度良好,以中高度耦合程度为主且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程度大多数处在失调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逐步递减的分布趋势;除北京和天津外,大部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空间上尚未达到耦合协调的良性共振。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进一步厘清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之间彼此作用机理及其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显得极为迫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18年这三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滑动平均法以及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19—2021年这三个系统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一是2009—2018年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这两个系统之间出现交互超前发展,但生态环境系统发展在2009—2015年变化幅度较小,2016年出现最高值,随后呈现下降趋势,三个系统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不均衡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存在相对滞后现象;二是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三者交互关系较为紧密,彼此发展相互作用较强,并呈现出高耦合未必高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先后出现“严重失调、濒临失调、中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优质协调、良好协调”的系列变化发展过程;三是预测得知2019—2021年广东省耦合协调类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耦合协调度值出现了先大幅下滑后再次回升的发展态势。     

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两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方面耦合机制,建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张掖市2008—2016年的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失调到2015年以来的高度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