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趋势分析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的高级空间形态,就业空间分布正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变量。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首次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研究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特征。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确定都市圈内的京津石为一级就业中心,唐保沧张为二级就业中心,秦承廊为三级就业中心。京津冀就业的整体空间集散特征为仍在进一步集聚,且集聚特征稳定。空间统计表明:2004年和2008年京津冀都市区的重心均分布在廊坊境内,移动方向为东北向。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和廊坊所在的区域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区,呈"东北—西南"分布模式。对比两年变化得出就业核心区范围在减小,密度在加大。分产业和行业来看,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就业分布最为均衡,第三产业分布最为集中,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仍在进一步集中,而生活性服务业在扩散。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溢出效应

城市群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就业密度的考察是理解城市群规模与效率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基于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80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其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溢出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整体的就业密度向一线城市集中,廊道扩散特征明显;城市群内部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是以北京强中心为主导的多中心结构;就业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就业集聚程度有关,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就业密度低的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降低中心城市就业门槛,支持经济的跨地区合作;在不同就业密度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北京入境旅游流空间扩散特征及路径

选取典型入境旅游口岸城市——北京市为案例地,通过实地抽样调查获取分析数据,构建旅游流扩散指数,并结合利用GIS技术、位序—规模法则、路径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北京入境旅游流向中国其他城市空间扩散的特征及扩散路径模式。结果表明:北京入境旅游流空间扩散强度在全国其它城市间分布不均衡,向传统旅游城市或省会中心城市扩散强度较高;空间扩散态势呈集中型扩散,空间扩散格局还处于核心极化阶段。入境旅游流流出北京后首次扩散方向主要集中在东南向和西南向,整个扩散路径上的旅游流流向主要集中在东南、西南→东→西南、西南→东北等三个方向,旅游流扩散路径比较集中,受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城市经济联系等要素驱动明显。     

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与扩散特征

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静态空间分布基础上,以“金融密度”为衡量指标,考察2007—2018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与扩散特征,结果表明: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空间分布呈整体分散但相对集中状态,从形式上覆盖了31个省份,但实际覆盖空间非常狭小。②基于ArcGIS的村镇银行经济金融密度、人口金融密度和地理金融密度分析发现两个突出的空间扩散特征,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但空间分布存在省级差异和地区不均衡;二是它们基本遵循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向经济发展欠佳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到人口密度低地区等空间扩散路径,但在面积相等条件下,人口密度、基础设施、信用体系、运营成本与金融风险等因素导致这一扩散路径逆转。③最后结合金融科技趋势,提出政策层面适度调整农村金融发展思路,将重心调整至“数字金融”探索改善金融可达性的建议。     

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进行分类,调研整理武汉市中心城区现有创意企业的基本情况,利用Arc GIS10建立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7大类创意企业的空间数据库,运用栅格法分别计算绘制武汉市中心城区各类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机构密度图,并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揭示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规律和各类型创意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在中心城区商圈附近高密度面状集聚;2沿河与沿交通干线次密度带状扩散;3高校与高科技园区周边地区低密度点状蔓延;4各类型创意企业中心城区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三种形态、三种密度和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后,总结武汉市创意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武汉市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南京市主城区就业空间布局初探

依据2008年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就业人口数据和2007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南京市主城区各街道统计单元服务业、制造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对城市就业人口空间分布数据的统计方法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采用就业集聚指数分析方法分析南京市主城区总体和分行业的就业空间集聚区分布,并结合地统计方法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型识别其就业中心。结果显示:南京市服务业就业集聚区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域,呈"单核+扇形放射"分布,形成了强集聚的单中心就业结构;制造业就业集聚区集中分布于主城南、北部边缘区域,呈现出较明显的"圈层+环带"结构,且主城范围内无就业中心;总体就业集聚区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域,呈"单核放射+散点"分布,形成了单中心主导的就业结构,其分布格局与服务业类似,且拥有共同的就业中心,但相较于服务业,总体就业中心影响力较小;历史因素、政策引导和市场力量相互作用,是影响就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     

城市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就业空间是新市民宜居宜业的重要载体，其分异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的社会融入程度。文章以常熟市为例，用区位商测度新市民与户籍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观察两类人群主导就业区的分布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产业、地理区位和建成环境因素对区位商的解释力。结果表明：新市民就业空间相较于户籍人口集聚程度低，尽管二者均呈现典型的单中心特征，但新市民就业空间在南北向有明显延伸现象；新市民与户籍人口主导就业区呈现圈层嵌套分布特征，新市民就业主导区呈环状围绕城市中心分布，户籍人口就业主导区则分布在城市中心和远郊镇区；新市民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最大，产业和建成环境的影响也表现显著，且不同因子交互可显著增强各类因子的解释力。     

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演变

就业空间结构是解读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维度。基于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第二次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贝叶斯克里金地统计、空间自相关、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就业中心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1—2013年,就业机会持续从都市区核心向郊区扩散,但接近半数的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各个就业中心,就业密度全局莫兰指数(总体集聚程度)变大(增强),"分散中的集聚"是南京都市区就业地理格局的主要特征。②制造业主导型中心始终是就业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08—2013年服务业主导型次中心的显著增多以及主中心的崛起预示着服务经济塑造就业中心的力量愈发突显。③就业次中心更倾向于出现在中心城区内的新城与副城极核、建成环境特别是公共交通可达性优良且产业/经济基础较好的地点。     

经济增长、人口、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及地区比较

笔者基于我国1991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面板模型检验等方法,构建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人口、工资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从全国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人口、工资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就业—经济增长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工资上升对就业表现出正面影响,就业—工资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总人口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没有很明显的地域差异,就业—人口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性较弱.     

国家高新区的极化与扩散效应

构建了国家高新区极化与扩散叠加溢出效应指数。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为参照样本,运用凯尼尔斯空间溢出模型,测算了2008—2013年国家高新区相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从整体、空间和维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的省域空间溢出效应呈N型波动特征,金融危机后其扩散效应增强;溢出效应在区域上沿内陆-沿海、北方-南方、西部-中部-东北-东部方向延长,在维度上向经济带动-社会贡献-创新驱动方向延长;东部地区的创新驱动溢出效应呈倒U型转换特征。     

基于动态GMM模型的北京都市圈聚集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0年-2017年北京都市圈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北京都市圈及都市圈内各圈层的集聚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北京都市圈的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下降的倒U型关系,当前北京都市圈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最优化点；(2)分圈层来看,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在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中更多的表现为拥挤效应,即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而在机会圈层中则更多的表现为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产出增长。未来,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向机会圈层的人口纾解有利于提升北京都市圈整体的发展均衡性。     

我国省际技术进步及其空间扩散分析

本文区分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增强省际数据横向可比性的基础上,应用DEA方法测算了1980—2004年各省区的TFP、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我们发现,我国的TFP总体上是增长的,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接着,我们应用非线性广义最小二乘法,探讨了省际技术进步的空间扩散问题,结果证实我国存在着从北京、上海、广东向其他省区的技术扩散,而且这种扩散依赖于空间距离;技术扩散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不仅能够带动自身的技术进步,而且能够促进其他省区的技术进步。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城市化水平对新产品扩散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产品扩散是企业开拓市场和占领市场的途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固定电话产品为例,运用Bass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研究耐用消费品在我国不同省市的扩散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新产品扩散中创新扩散比模仿扩散的作用更大。—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其创新扩散和模仿扩散的速度越快;人口流动性越强,模仿扩散的速度越快;教育水平越高,创新扩散的速度越快。在各影响因素中,城市化水平对新产品扩散的影响最大。     

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分析

基础教育资源发展经常会滞后于城市化居民点的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均衡发展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文章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为研究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平均几何中心等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城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及变化过程,分析其耦合状态并指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发现:2005—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小学和中学)数量呈先减后增趋势,而居民点数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趋势,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而远城区分布较为稀疏。同时,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出现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特别是2005—2015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度逐渐降低,而两者密度中心耦合度呈现由低至高,又逐渐降低的波浪型趋势;空间变化方向上则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两者重心偏移由方向一致转为呈现相反方向偏移。武汉市未来城市规划中,需要更加切实加强对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规划,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结构的同时,综合考虑居民点人口、经济等要素,实现两者空间布局高度耦合。     

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

本文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使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2169个市县数据对2000年至2007年的各市县非农业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所受到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联立方程估计表明,虽然各级市县产出、就业和资本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要素投入和产出规模以及人力资本和地方要素,但是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互作用。其中,省会和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下级市县有显著的回流效应,而下级市县的经济增长对位于市场中心的上级城市有明显的市场区增长作用,同级市县经济增长有互相促进作用。本文最后简要总结了研究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

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论述"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划分为7类农民工就业区和5类农民工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提出基于差异化空间需求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溢出与城市群集聚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

大都市区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与辐射源,城市群又是其所在区域的增长中心,研究大都市区的溢出效应及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特征有助于为区域发展决策与战略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在“六普”分县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人口等要素资源向长三角城市群集聚现象显著,但在城市群内部大都市区外围区县形成新的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影响经济空间格局的各因素中,除要素投入、政策、集聚经济等因素外,区位条件也有重要作用;是否邻接大都市区这一虚拟变量通过了检验,除了说明区位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力以外,也进一步证实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东北地区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基于两次经济普查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区域密度方程和空间统计方法,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对东北地区就业密度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向右倾斜的倒"Y"字型就业密度格局,从北向南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次中心逐渐增多,沿海化趋势和局域融合趋势也比较明显,东北地区多中心就业格局已经形成。2004—2008年,东北地区整体就业密度的集中性还在继续加强,但不同局域就业中心表现出了不同的增长模式,黑龙江处于中心增长型扩散的单中心阶段,吉林省和辽宁省处于向心集聚和中心增长型扩散并存的多中心阶段,大部分就业中心均处于中心增长型扩散阶段,尚无去中心化扩散的就业中心。     

基于人居自然适宜性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选取地形、植被、水资源、气候和灾害等自然因子构建人居自然适宜性模型,进行人居自然适宜性测评,并基于人居自然适宜性对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黄土高原地区人居自然适宜指数整体上呈现由内向外逐渐升高的对称分布,并以城市为据点形成高人居环境指数包围格局。②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分布整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减少的趋势,局部由城区向周围地区依次减小。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指数显著相关,随着人居环境适宜度的降低,人口密度降低。③黄土高原地区人居环境面积分配相对均衡,而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相较于2000年,2010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趋向于不均衡化,其中人口空间分布与降水和湿度的趋于不均衡化,与地形、植被覆盖和土壤侵蚀空间分布趋向于均衡,但程度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