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企业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本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判断企业国内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关系,基本结论表明:较高的国内税会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率对税收负效应有调节作用,即生产率较高企业受国内税的负面影响会较小,生产率对税收扭曲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源于高生产率企业对间接税的转嫁较少,税负对贸易活动的影响较小;企业税的负效应至少部分通过提高加成率来实现;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理论判断,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负效应因税收政策和企业性质而异,企业税负效应及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在高税赋企业中更大,民营属性有助于削弱税收负效应并提高生产率调节效应。可见,减税降费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减税的效果会更加显著,改善生产率是深化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之道。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出口就业效应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化分工体系逐渐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为各国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但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为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2005—2016年世界银行、TiVA数据库62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同时将不同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进行分组,探究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受影响的程度、方向及路径。得出结论：全球价值链对各国就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出口效应间接影响就业,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总效应为正,分组国家在出口路径受影响方向与整体检验一致,但中低等收入国家受影响程度远高于中高等和高等国家。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嵌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逻辑

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凭借着自身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这是我国近年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也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文章基于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的相关文献,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怎样的总体影响,并进一步将制造业升级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讨论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如何通过影响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文章运用2000～2014年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表,基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视角,综合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并且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通过投入国内外服务要素所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我国制造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随着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越高。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