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基于TAPED数据库对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横向测度，并利用UIBE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系统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细分参与度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透明度，促进价值链关联，强化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弱化其后向参与度；细分行业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助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全球价值链、融资约束与跨国并购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1—2015年跨国并购的A股上市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混合截面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Zhi Wang等(2017)新近提出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研究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嵌入度对企业融资约束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抑制了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并对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中国制造业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促进了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并对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价值链功能攀升——基于内向绿地投资视角

本文基于内向绿地投资视角，借助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中的绿地投资项目数据构建价值链功能专业化指数，在厘清典型事实和理论机理后，运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上游和下游功能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上游功能攀升的作用不明显，但可以显著促进下游功能攀升，主要路径是降低成本、促进中间品技术创新和响应服务需求；服务要素来源、贸易方式、制造业行业类别和各服务要素投入对价值链功能攀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既创新性地补充了识别价值链功能分工特征的绿地投资视角，又为中国如何借助投入服务化赋能价值链功能攀升从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中介效应。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2000-2009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解来看,进出口贸易对退出效应和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仅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作用不明显。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本文立足微观层面“双循环”,在分析内外销耦合协调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的内销与出口耦合协调度较低，而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内生性、改变测度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显著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内外销耦合协调对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高竞争程度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较大，且与国家发展阶段有关。此外，激励创新和降低经营风险是内外销耦合协调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两个重要影响渠道。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内外销耦合协调度是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途径。     

人民币汇率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有积极影响,但价值链嵌入度计算过程中考虑了中间商贸易后影响力有所减弱;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的作用,因嵌入程度高低及企业所有制、生产率和融资约束的不同有所差异;产品质量改善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嵌入度的提升,并且人民币升值对产品质量越高的企业价值链嵌入度提升的积极作用越强。     

国内研发及外溢、中间品进口研发外溢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由以资源和初级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研发作为获得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以及进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研发及外溢能否有效改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内研发及外溢和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当期研发及外溢并不能带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研发。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机构数量所代表的制造业获得的科技中介服务程度是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内研发外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内研发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成本加成——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利用生产法估算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并实证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制造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从时间滞后性看，抑制效应具有随滞后期数增加而逐步衰减的趋势特征；从企业异质性看，抑制效应表现出民营企业高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出口企业高于非出口企业；从行业异质性看，对高新技术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效应表现出由高及低的特征；从区域差异性看，抑制效应主要集中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且可以凭借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调节和改善。因此，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以此激发企业市场活力，促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近年来,制造业企业通过服务化转型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利用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成本两个机制来实现。结合互联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通过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因此,加快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