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俄罗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

近年来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不断发酵升级,美澳等国通过立法纷纷加强各自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其他国家也纷起效尤,对外资收购关系其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本文主要介绍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中资企业如何应对俄国家安全审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编辑手记

正发展战略是深化改革与促进开放的坚强保证。在本期的"发展战略"栏目,我们关注土地政策、对外投资、国企改革与民营企业转型。赵阳讨论了新形势下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若干问题。庞明川的研究发现,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相比,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在下降,他从市场变迁、政策红利变化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风险等方面对此做出了解释。高明华等区分了公益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制度和法律框架概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长期以来,外国投资对澳大利亚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大量外资的涌入,尤其是在资本密集型的能源矿产领域的投入,支撑了澳大利亚经济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吸引外资和加大保护本国利益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也富有特色的外资审批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同时也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考察了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制度,总结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审核外资收购项目时关注的重点、把握的原则,以期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现状与对策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存在审批过严、准入程序烦琐、准入难度大等问题。应取消以资本来源为区别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建立以行业为标准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梳理现行需要审批及不考虑对外资开放行业的法律规范;完善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根本安全例外作为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例外清单的补充,采取多种国民待遇例外的组合形式,维护国家利益。     

完善外商并购投资管理的对策

近年来,外资在华并购的案例明显增加,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管理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对外资并购中出现的垄断倾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控制乏力,同时在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交易市场、中介机构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此,必须抓紧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和立法,切实有效地规范外商并购投资行为,以便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并遏制其负面效应。     

市场变迁、政策红利与政治风险: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实施了"引进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发展战略。三十多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快速增长、屡创历史新高,2012年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伴随着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文章在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国作为东道国出现的市场变迁、政策红利的变化与发达经济体存在的政治风险等方面分析出现背离的原因,并从充分认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的意义、为相互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推进双边或区域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的对策。     

APEC矿物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许多经济体中,矿物资源的开发对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贡献。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提供就业、拉动政府和出口的收益以及促进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方式,矿物部门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并提高生活水平。在亚太地区,矿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APEC 2004,2005)。从区域前景看,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并且是全球矿物生产与加工的领军者。丰富的天然资源禀赋,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经济规模有力结合在一起,让这一区域成为对国际资源投资充满高度吸引力的全球性市场。尤其是该地区占有很大份额的全球矿物勘探的财政预算,其中7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曾,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居身2005年十大勘探支出的目的地。亚太地区的矿物行业在勘探、开发、生产、加工和环境管理等方面,也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除了作为一个主要的矿物和金属来源外,该区域还包含了一些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它们是近几年全球矿物消费量大幅增加的基石。在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部,各成员经济体成员拥有多元化矿物禀赋以及多元的经济、机构和政治体制。尽管由于APEC各经济间多样性的存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却仍然与经济效率化、环境无害化和政策接受度相关的矿产勘探与开发方式有着很明显的关联。进一步说,矿产工业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与竞争化日益加强的环境,这使得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追求人力和技术的领先优势变得相当关键。本报告的焦点集中在影响亚太地区矿产部门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上,旨在制订一项相关的全面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将于2007年2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矿物部长会议上由各国矿物部长进行审议。本报告旨在:·通过矿产及能源勘探与开发专家小组(GEMEED)分析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所提供的数据,描述APCE各经济体矿产部门的概况;·分析中期全球矿物市场的前景;·阐明影响亚太地区矿产部门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并针对其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报告的重点放在与亚太区域有关的高价值全球性贸易矿产商品,包括:矾土,氧化铝,铝,煤,铜,黄金,铁矿,铅,镍,锡,铀和锌等。     

美国“关键矿产”的安全战略及启示

矿产资源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保障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近年来，美国重视新兴产业与国防安全，因此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越来越关注关键矿产的安全性。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开采与加工技术发展的矿产资源政策，定期审查并更新《关键矿产清单》。出于对未来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和矿产资源供应安全的考量，《2022年关键矿产清单》中新增加了镍和锌两种矿产。重点分析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矿产资源政策演变规律，挖掘了美国制定《关键矿产清单》的考量因素。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评三一重工、华为在美投资并购受阻案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由《国防生产法》第721节、《艾克森一弗洛瑞奥法》和《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组成,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实施,对美国国家安全起到全方位有效保护的作用,但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实施的外资并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投资贸易壁垒。我国应借鉴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尽快颁布相关立法,建立专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扩大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     

储蓄与投资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国经济发的核心问题是资金形成问题，而研究资金形成理论的关键是怎样正确认识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本文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条件决定论；指出了储蓄与投资的非均衡必须伴生着通货膨胀现象和外资流动现象；为提高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形成的数量水平与质量标准，必须制定正确货币政策与外资利用政策，否则将会出现储蓄与投资缺口的货币超经济发行拉大效应和外资撑大效应；解决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根本出路只能在于提高国内储蓄率，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通道。     

外资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新发展阶段中大放异彩。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储蓄率正在节节攀升并保持高位，这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利用外资稳步推进建设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2年中国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外资管制力度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有效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有效。(2)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不同。本文从外资管制放松这一新视角去探讨企业储蓄的变动，为中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体提供微观实证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动因——一个新的实证研究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危机改变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对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投资骤增;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期大幅度下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增长,成功地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整体下滑之势相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逆势增长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探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出口、对矿产和能源进口需求、外汇储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国家政策的影响显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随着对矿产和能源进口需求和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增加。     

部委新政

1、国务院：出台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国务院2月3日发布《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决定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联席会议制度，具体承担并购安全审查工作。通知还明确了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内容、工作机制和程序。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出台的相关法规制度。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外资利用及国内外经济技术竞争的分析．作出基本的判断，在对国内外结构性调整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进行讨论后，从宏观发展视角．对我国利用外资中引进技术存在的体制、政策等作出分析；最后，根据跨国企业直接投资将成为未来我国外资主要构成的预期．提出着眼于长远发展利益的我国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战略与政策。     

中国跨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分析

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主要源于东道国出于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考虑,所采取的限制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诸多显性或隐性障碍。一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外资准入审查制度,但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因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诸因素的影响,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活动中遭遇政治风险的原因之一。而美国国会政治、利益集团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在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运作中对政治风险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国际经验与启示

各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审查范围、审查目标和审查标准较为宽泛,其目的并非禁止某类交易,实践中主要起到了对相关交易的警示作用。OECD在制度的国际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对该制度的定位主要取决于该国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完备程度,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以及政府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制度能力这三个因素。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防范外资国家安全风险方面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应从加强立法、优化机制设计以及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等方面逐步加以完善。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合理规避审查风险;国有企业还应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应从信息服务和外交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     

外资并购国企

<正> 加入WTO后,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经开始转向通过跨国并购国企吸引外资上来。利用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借助国际并购浪潮,促进外资参与国企的改组改造,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将对盘活国企存量资本、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关行业整合产生积极影响。外资并购国企政策环境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受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等因素影响,外资对华直接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