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中竞争性垄断与算法合谋的治理困境

在数字经济的治理结构中,传统政府治理范式与数字经济特征的不相匹配诱发诸多治理困境与挑战.对数字经济治理困境进行学理性解释,应在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理论基础,探索反垄断规制具体治理举措.本文对数字经济的考察以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中算法合谋现象作为出发点,挖掘数字经济中竞争性垄断市场产生的原因及算法合谋的治理困境.首先,基于数字经济的资源特点和技术特征,分析了数字经济中市场结构变化与算法合谋形成的本质内涵和机理;其次,对比传统经济,分析得出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是数字经济中技术竞争、创新以及标准化约束的必然结果;再次,基于算法合谋的高隐蔽性以及数字经济中出现的竞争性垄断市场的特点,分析了国家反垄断规制中数据市场边界与数据纠纷、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算法卡特尔与垄断协议模糊等问题;最后,提出在竞争性垄断市场中算法合谋治理应实现监管机构、平台、用户三方共治的应对策略.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审视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新业态的迅速崛起,平台经济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日益严重,引发了诸多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垄断理论出发,挖掘垄断产生的原因和垄断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的本质内涵和实践要求.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4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研究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复杂，在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推动下，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垄断周期更短，相应的治理方式也更具挑战性。平台经济下的垄断是一种竞争性垄断，是多维理论视角下的一种市场结构状态、过程与能力，是资本、技术、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积累、集中而形成的垄断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垄断性、高竞争性、高创新性的一种新的市场结构，是依托平台这一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和数字技术优势而形成的竞争性、动态性、生态性的垄断能力。对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竞争与创新问题，应坚持多元协同、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的治理原则。应充分考虑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结合市场环境进行适度干预，以数字化赋能快速响应新问题、新矛盾，兼顾治理风险与产业效率。     

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

目前我国市场上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行之所以盛行，反垄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在于人们反待反垄断问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目前不需要反垄断法，反垄断不利发展规模经济以及行政垄断范畴，事实上，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迫切需要反垄断方法，反垄断不仅不会阻碍规模经济反利于发展规模经济，行政垄断也应该纳入反垄断范畴，要有效制止垄断行为，就必须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中国互联网平台市场垄断:形成逻辑、行为界定与政府规制

互联网平台创造的"价值生态系统"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推进产业升级、拓宽消费市场等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平台企业凭借长期数据资源积累优势以及互联网发展特性,具备了天然的垄断集中趋势.同时,互联网平台伴随着资本盲目逐利的动机,也造成了其滥用垄断地位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这一新经济业态展开研究:通过对传统企业垄断模式的分析,厘清平台企业竞争的基本规律并阐明垄断集中趋势存在的客观性;梳理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的独有属性,明晰平台市场垄断结构的形成逻辑及自我强化机制;围绕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经济学范畴,界定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导致的消极影响;直面平台经济中"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失灵"两端不相协调的困境,为健全我国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供建议,保障消费者能够分享创新与竞争带来的红利,营造公平且具活力的平台市场环境.     

平台型企业垄断问题的内理分析与治理进路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中，商业竞争的主要模式为价格战，而近些年来，数字经济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导致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即商业竞争的核心要素转变为对算法、数据的掌控与应用，而随着以上竞争要素的出现与明确，新型垄断行为也应运而生。数据信息规模以及资金等众多因素成为了市场竞争中的主要考察点，平台型企业必须同时兼具以上两大优势，方可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因此也导致其他中小企业面临发展阻碍与市场限制，使得市场难以维系良性的发展状态。立足于平台型企业推行垄断政策的现实状况，分析当前平台型企业的发展障碍，旨在探究其导致因素，从而为平台型企业反垄断治理问题设计合理的解决方案，为推动平台型企业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提供有效参考。     

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源流、风险与治理

得益于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集聚功能,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频繁涉足金融科技市场引致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新型命题。金融科技市场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与差异化造成数据垄断竞争效应评估趋于复杂,新型要素的立体嵌入与相互作用则促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多维嬗变。数据规范供给不足叠加权力协作机制失衡显著梗阻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实效,而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的“先天”冲突更为金融市场创新风险之应对蒙上阴影。防范金融科技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应当在共治、预防、技术理念统摄下统筹治理资源配置,系统性建构以金融数据治理作为主干,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形塑两翼的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机制。     

我国当前的垄断现象及其规制

垄断已成为我国市场发育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我国经济性垄断发育尚不成熟，行政性垄断行为突出，危害极大。禁止垄断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政府体制，加强反垄断立法，明确行业协会职能，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流动市场。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建设，这将成为支撑我国数字强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模式、新路径。通过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进展进行动态的跟踪和观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的理念、模式和路径。利用2015—2021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的相关数据，从数字经济规模、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水平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来分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现状，总结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治理水平、提升技术创新、优化法治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发展建议。     

论禁止垄断协议及除外制度

垄断协议是一种常见的垄断行为，因其危害性较大，各国反垄断法都加以规制。允许部分垄断协议排除适用反垄断法，保障本国规模经济的发展。在认定垄断协议方面要注意相关市场的界定、正确处理反垄断协议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结合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建设现状，对比分析表明：福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领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软环境有待优化、投融资渠道有待拓展、可持续发展机制有待探索、平台经济和数据监管有待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强化创新发展要素支撑，突破“卡脖子”关键数字技术；培养和吸引数字经济人才，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建立高效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等对策。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数字经济、地区性行政垄断与产业过度同构化

数字经济对驱动产业体系重构、范式迁移，建设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构建了数字经济下封闭经济体内省际（省份间）销售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成本变化与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变化及其对产业过度同构化的影响，并对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利用测算所得的2011—2020年29个省份的产业同构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产业过度同构化问题，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产业同构化的作用更加显著；相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本地区产业同构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进而降低产业同构化程度。     

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问题探讨

随着以高创新、速度型、全球性为特征的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垄断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传统的反垄断问题也提出新的挑战。通过探讨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新特征，阐述了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对当前我国反垄断问题的思考。     

对反垄断的思考

垄断包括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两方面，反垄断的重点在于反对垄断行为，我国反垄断问题较之于西方社会具有独特之处，即：我国反垄断所急需解决的首先是行政性垄断；其次是反国际资本垄断；第三是本该竞争性领域的过度垄断；第四是自然垄断行业的正确确定。应制定出有关行业的单行法和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竞争法）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豁免，并解决两者有机结合的问题，对于不同性质的垄断，应根据其产生原因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     

市场经济与反垄断

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一个理性假设,两个机制,三个市场,市场经济与垄断既对立又统一,垄断形成阶段通过竞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形成之后排斥竞争又阻了经济的发展。反垄断主要反垄断行为,而不是反垄断组织,反垄断主要是保护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保护市场上的竞争者。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双边数字平台的特性、利润内化与悖论消解——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双边数字平台是重要的配置资源的组织载体。对双边数字平台有什么特性、利润是如何形成和实现的等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把握双边数字平台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运动规律，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研究表明：首先，双边数字平台是网络空间下购销主体的流通中介，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营资本；其次，双边数字平台汲取的是一种让渡利润，从宏观层面看，双边数字平台通过节约社会流通费用形成让渡利润，从微观层面看，它通过购销主体资本结构调整形成让渡利润；最后，双边数字平台基于独特的技术优势、生态优势，自觉安排价格结构，激发交叉网络溢出效应，集聚大量购销主体，从而实现利润，与此同时，双边数字平台趋向垄断，产生双边数字平台悖论。消解双边数字平台悖论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允许双边数字平台自主发展，推动其做大做强；另一方面，适当干预双边数字平台的价格行为，约束其限制竞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