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城市、高金融水平城市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来减少碳排放量。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影响数字金融的转型、发展，而数字金融也影响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助力城市经济踏上低碳转型之路。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绿色金融对空气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一个地区的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的空气污染，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化水平异质性；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两个传导机制影响空气污染；第三，本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会对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2011-2019年全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技术创新是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且高水平技术创新存在更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城市和大城市中更明显。深挖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后,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为中国发展数字金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缓解了空气污染吗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161个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够显著缓解空气污染,试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非试点城市低3.59%。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能缓解胡焕庸线以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城市的空气污染。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空气污染。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可借助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空气污染。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金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从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其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效率机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的能源效率。在数字金融和能源效率的关系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8.50%，即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区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上游区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在理论层面上分析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随后利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数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具有本地效应,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本地效应,但仅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渠道来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而绿色技术效率渠道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资金配置与城市绿色创新

绿色金融对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指引作用。本文采用2012—2019年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实证研究框架，分析绿色金融能否助力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优化信贷资金配置助力清洁和非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发展，从而能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东部、中部和环保监管程度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推动作用更大。进一步拓展发现，绿色金融能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即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减少了污染排放。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应持续强化落实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扩大试点范围；第二，建立支持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信贷制度；第三，加强区域创新联动，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第四，加强环境监管并建立绿色创新扶持政策，助推行业高效协同发展。     

数字金融能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国27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涵盖经济实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11—2018年我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数字金融从多个维度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被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具体而言: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说明,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较好的一、二线城市,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字金融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虽然其覆盖广度能够促进周围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却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