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融合”将引领“十二五”电力信息化

“十一五”已过去近四年时间，四年间电力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装机容量每年迈上一个新台阶， 电力结构日趋合理。与此同时，电力信息化建设也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从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 两化融合”(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到2008 年底国资委对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公司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测评考核，都印证了信息化水平已经被电力企业纳入核心竞争力的范畴。     

核电：全面注解“中国速度”

2009 年，中国核电行业在欢呼中大步前行。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字来总结2009年中国核电的发展，那就是“快”。这一年，我国不但成为世界上在建核电站最多的国家，而且从铀资源勘探到核废物处理，整个核电体系全面发展，并正逐步与我国核电发展规划相匹配。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的重要政策情境，学界广泛关注其出口贸易效应和对外投资效应，但多为宏观中观层面研究，缺乏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路径及后果的知识。案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推力和拉力效应，"推力"主要源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推力和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识别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而实施转型升级，形成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进一步地，不同企业（如国有和民营）推力和拉力效应的内涵存在差异，能力基础存在差异，而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可能识别和开发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地，"一带一路"倡议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影响较弱；同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径中没有识别出跨业转型。该研究夯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效应的微观基础，阐明了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为企业在新时代结合实际选择转型升级路径、切实有效地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十二五”规划下的中国信息安全——解读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1 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总结 “十一五”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现状、分析面临形势的基础上，规划明确了“十二五”的发 展思路和目标，确定了发展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在规划的指引下， 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在“十二五”的前两年取得了较大成就，并在“十二五”未来的三年中 将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核电将受困“无米之炊”？

国内铀资源现状“到2020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 万千瓦”，这是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 年)》的目标。之后，能源局对该规划提出了“到2020 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应调整为7000 万千瓦、在建3000 万千瓦”的修改意见。而我国核电自1985 年起步，目前共建设了11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仅为910 万千瓦。据悉，最近两三年内，中国将开建8 个核电站，16 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1000 万千瓦以上。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同治”还是“同谋”:机构投资者抱团与 企业违约风险

文章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可以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机构投资者抱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从信息、资源和风险的视角探讨两者关系的异质性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资源获取较难和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文章的发现有助于深化机构投资者抱团的经济后果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进一步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制度设计、持续优化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防范化解企业违约风险提供了参考依据。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的动态变迁测度

文章基于1996-2017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年度数据，运用附加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双边贸易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和时变性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周期在200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在突变点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的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以及高、低平均增长率普遍大幅降低。（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欧盟区域遭受的冲击相对最深，亚洲非盟区域次之。此外，与联盟区域相比较，非联盟区域抵御双边贸易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更加有限。（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各区域、各国的双边贸易周期普遍表现出收缩惰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效应”（1996-2000年）、强势扩张的“WTO效应”（2001-2007年）、宽幅震荡的“全球金融危机效应”（2008-2012年）以及“V型”复苏发展的“‘一带一路’效应”（2013-2017年）。（4）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动态演化特征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沿线各国经历双边贸易扩张以及收缩的时点、持续期、累计时间普遍存在差异。协同性程度指标进一步显示，沿线各国与整体双边贸易周期的协同度普遍较高，且突变点后沿线各国与整体的协同度普遍高于突变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