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三版結構的改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写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三版,已于今年10月底出版。同第二版比較,新版在结构上有以下的改变: 1.前資本主义的几个社会經济形态,合併为一章,作为政治經济学的历史引論。 2.“資本主义的簡單协作”、“工場手工業”和“大机器工業”合併为一章,並置于剩余价值一章之     

苏联經济学界关于“俄国經济思想史”一書的討論

1955年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了“俄国經济思想史”(卷一,第一分册),該書曾引起了苏联經济学界的重視。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於1957年11月同联盟共和国科学院、国家科学研究机关及高等学校的代表們一道,召开了国民經济史与經济学说史学术委員会的扩大会議,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專門討論。与会者討論了下述四个     

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經济学家会議簡介

正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热烈庆祝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于11月20日到23日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經济科学討論会。会上,由經济学博士N.A.格拉德柯夫作了“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报告,經济学博士A.N.洛特金作了“苏联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基本規律和特点”的报告,經济学博士M.A.克拉也夫作了“苏联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的报告。参加会議的苏联經济学家們对三个报告展开了討論,这三个报告和到会者的發言,全面地总結了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經驗。     

中国和苏联經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价格問题論文选集出版

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政治經济学組編輯的“我国經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論文选集”和“苏联經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論文选集”,已于八月初出版。第一本論文选集收集了近几年來我国經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規律和价格構成方面的代表性論著,反映了对上述問題討論中的主要不同观点。其中的編者序言,对几年来这些問題的討論过程和主要不同論点作了簡括的介紹;     

从历史上看馬寅初“經济理論”的反动实質

1957年冬,馬寅初先生写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广泛地涉及哲学、政治經济学以及現实經济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这本書是經济学界的一面白旗,書中集中暴露了馬寅初的資产阶級观点和立場。因此,从出版以后,就受到許多同志的批評。但是,从馬寅初今年5月和了月先后在“光明日报”上所發表的兩篇答辯的文章看来,很显然,他並沒有認真考虑同志們的意見,从而也就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为了帮助馬先生能够早日从資产阶級的泥坑里拔出来,我們認为有必要从历史上检查他的經济思想,说明今天馬寅初的經济理論不过是解放前他的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理論的延續,从而引起馬寅初对自己的錯誤性質有足够的重視。     

陈振汉的“科学知識”究竟是替誰服务的?

右派分子陈振汉在其所起草的“我們对于当前經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見”——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經济学綱領中,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进行恶毒的攻击,誣蔑我們的經济科学工作“基本上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虜”;否定和誹謗我国的財經工作,說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是“碰碰試試”,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經济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叫囂党和政府輕視他們的“科学知識”,要求国家“在方針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之前征詢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参預討論”。这是一个極其卑鄙的政治陰謀。其目的在于复辟資产阶级經济学,企圖以資产阶級經济学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济学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为資本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复辟开辟     

H·湼克拉索夫通訊院士談有关部門經济学的一些問題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湼克拉索夫于今年二、三月间来我国,参加有关黑龙江流域綜合考察的中苏联合学术会議。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曾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請湼克拉索夫同志談关于部门經济学的一些問题。此外,还请他对北京經济学界和有关部門工作人員作了一次     

評馬寅初先生的“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

馬寅初先生的新著:“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在最近出版了。这本书是由五篇論文構成的。一篇就是作为書名的:“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另外,是作为附录的:“联系中国实际来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此例發展規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新人口論”,     

評馬寅初的經济理論和政治立場

馬寅初写了一本題名为“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的書,作为給北京大学成立六十週年紀念的献礼。这本書从哲学思想、經济理論談到他的政治立場,但主要部分是談的經济問題。馬寅初說要研究經济問題,“不能專靠俄文的經典著作,必須把国內各方面的社会經济活动,切切实实地研究一番,分析一番,而后方可回答这个問題”。現在,我們要看看馬寅初經过“切切实实地研究一番”之后,究竟作出了什么結論,說明了什么問題,他的这一番研究功夫又是为什么服务的,我們同馬寅初的分歧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經济系成立“毛澤东經济理論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經济系于7月1日成立了“毛澤东經济理論研究会”,并选出該校党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同志、經济系主任宋涛同志等十一人担任干事。該会簡章中指出創立本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地、系統地研究毛澤东同志的經济思想,研究毛泽东同志怎样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中运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研究毛澤东同志的經济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偉大作用和意义。在研究基础上,运用毛澤东思想,来分析和研究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实际問題,改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并指     

关于“資本論”的体系的几点意見——駁右派陈振汉等有关这方面的謬論

一 馬克思的“資本論”这一著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全世界进步人士所公認的。資产阶级右派陈振汉等站在反动的立場,却表示反对的态度。他們說:“在闡述說明問題的体例形式我們也不能加以絲毫变动。例如現在政治經济学教学中关于資本主义部分的講授大綱,完全是抄襲資本論的体例,而且一般还認为这一部分是整个全部政治經济学里面体例最完整的部分……然而直到今天又有誰曾想到变动一下我們教科書中資本主义部分的体例呢?”     

B.A.索包里“国民經济平衡問题講学”中的一些問題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家統計局邀請了苏联国民經济平衡統計專家B.A.索包里同志,对国民經济平衡理論和方法論問題进行了系統的講学。在講学过程中,索包里不仅介紹了苏联国民經济平衡統計工作的經驗,而且对与国民經济平衡有关的一系列政治經济学基本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現在我們把講学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一扼要的介紹。国民經济平衡理論研究的对象,是有計划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为了在国民經济平衡表中正确表現社会主义再生产,首先要正确地理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底必要性和过渡性

引言苏联“共产党人”杂誌1957年第13期刊載了奥斯特罗維季揚諾夫院士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重要文章,我国“学習譯叢”1957年第10期和“經济譯叢”1957年第11期都全部譯载了这篇論文。这篇論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奥院士在这篇論文中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出了与他参加主編的“政治經济学教科书”     

战后美国經济周期变化的初步探討

关于資本主义周期性經济危机,在战后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發展中,表現得很曲折。例如战后时期的美国,虽然經历了兩次带有危机性質的生产萎縮,出現了些不景气現象,但是都为时短暂,沒有發展成为严重的危机,更沒有遍及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总的说来,在經济土,战后时期的美国还有了相当程度的發展。这殷时期中,它的工業生产和劳动就業都超过战前水平,并且技术上也有显著进展。对于战后美国的这段經济發展,应作如何理解呢?有些經济学家由于对战后美国經济的發展有錯觉,对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危机学說表示怀疑;甚至以为馬克思的危机理論“已經陈旧了”,“应該批判地加以修正”。事实上,馬克思从未肯定資本主义在为社     

批判資产阶級經济学者对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

国民收入是反映社会再生产全部过程和最終結果的綜合性經济指标。关于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再分配以及最終使用的理論,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發展,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国民收入     

評馬寅初底資产阶級立場和庸俗經济学观点

1957年11月,馬寅初先生刊印他底新書“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以后,在1958年5月9日和7月24、29、31日的“光明日报”上,马先生还發表了兩篇答辯文章。在以上著作中,馬先生在直接引用或間接轉述我們党和国家底文件以及一些負責同志底言論时,曾表現出他有进步的一面,如表示贊成社会主义、表示要学習馬列主义和强調学習毛澤东著作的重要性等等;但是,当他用自己的語言对許多問題说話时,又显出他底資产阶級立場和庸俗經济学观点,表明他在全国解放九年来还是一今未經認真改造的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者,这是他底基本的一面。对这个基本方面,我国学术界已經展开批評;本文只就其中的几个重要問題作一簡評如下:     

关于工業总产值指标問题的討論

1956年,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所举办的关于工業劳动生产率計算方法問題的科学討論会中,指出了以总产值計算劳动生产率所存在的某些缺点;我国”统计工作通訊“亦先后刊載“在工業总产值計算方法中需要討論的几个問題”(1956年第17期)和“意見的分歧在哪里”(1956年第24期)兩文,在这以后,苏联和我国的經济学界和統計学界对工業总产值的計算方法問題展开了广泛的討論。从目前所蒐集到的各种杂誌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問題的討論是圍繞着兩个中心內容进行的:一个是对工業总产值在工業企業和国民經济中經济意义的評价問題;另一个则是工業企業集团(管理局、部、整个工業)工業总产值的計算方法問題。     

中国近代經济史資料叢刊的編纂

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經济学会在1952年共同組織了中国近代經济史 資料叢刊編輯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主要任务是組織和推动各方面的力量,从事蒐集和編輯有关我国近代經济史的重要資料,以供研究近代史的科学工作者的参考。該会自1952年成立以來,曾编輯出版了“带国主义与开灤煤矿”(1954年1月神州国光社),“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955年9月財政經济出版社)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的一部分叢書。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这套叢書,是利用对外貿易部海关总署所藏的     

《反杜林论》与杜林的经济论战

一、起源欧根·卡尔·杜林在他担任柏林大学讲师时,先后出版三本有关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即《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及《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这三本书也就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杜林学说的基础。早在1867年杜林就以“第一个专家”的资格,评论了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而首先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虽然马     

国外一些經济学者关于生产自动化問題的意見

生产过程自动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近年來世界經济發展中的重大事件。自动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高度發展的基础上产生起來的,它的采用,在很大的程度上节約了劳动,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急剧的增長;同时,又保証了劳动的安全。英国进步經济学家S·礼萊在其“自动化的技术方面”一文中指出:“……正如人类进一步控制自然一样,自动化的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增加人們的力量;但是这种新的力量用作好事或用作坏事,則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类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作用,像自动化这样的先进技术是促使生产不断扩大和完善的积極因素之一,它是为充分保証全体社会成員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而服务的。但是,自动化的高度發展和广泛运用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够容納的。它的应用將引起大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