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理人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隐性激励

来自经理人市场的隐性激励，是指通过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和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长期重复博弈，而形成的一种内生于经营者本身的自我驱动性激励。在我国企业改革实践中，我们对基于业绩确定报酬的显性激励关注较多，对来自经理人市场的隐性激励关注得相对较少。只有将隐性激励与显性激励结合起来，才能在企业改革实践中有效解决经营者激励问题。本文在概述隐性激励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经理人市场对我国企业经营者隐性激励现状，并对如何加强经理人市场隐性激励进行对策探讨。     

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对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理论界在引入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发展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并且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发展、强化公共部门服务职能以及建立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方面也做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但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应用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研究工作,尚停留在起步阶段。特别是在提倡管理要“以人为本”的今天,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运用于公共部门,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使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变迁

激励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好坏的关键因素。激励机制的形成和运作需要有制度作保障，建立起适应特定组织的激励机制，才能确保激励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例如代理激励、产权激励、组织激励和自我激励。这些制度的变迁体现了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变迁的方向。     

公务员隐性收入形成路径研究与治理之策

探索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是有效管控公务员薪酬结构、体现收入公平、净化公务员收入渠道的必要途径。我国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构成层次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类型,制度缺陷是导致公务员隐性收入差别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制度缺陷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公务员隐性收入形成路径模型,继而从微观视角明确了公务员主动型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是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缺陷,而被动型隐性收入由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形成。针对公务员不同类型隐性收入的作用机理,提出了通过取缔、规范、税收等多种手段分类管控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治理之策。     

农业社绩效问题之再探讨

对于中国农业集体化经济绩效的解释，既有文献的主要结论是集体农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对有效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讨论试图说明，在分析农业社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都拿走之后，已很难在农业社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论点。     

公务员加薪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屡次为公务员加薪，其根据是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相对低下。政府的这一认识很难解释即使在加薪行动之前，公务员行业就是“热饽饽”这一事实。本文认为，公务员的收入可以分解为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两个部分，公务员的隐性收入高于显性收入。政府当局注意到的只是公务员的显性收入部分，并由此产生一种“公务员收入错觉”，而在此基础上决定的加薪举措极有可能引起新一轮政府规模膨胀。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障碍及对策

本文根据公共部门激励机制的基本理论,结合公共部门人员激励机制的分析,指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晋升制度中竞争激励缺失、薪酬管理制度中工资缺乏弹性及考核管理缺乏规范化制度等,并提出了完善激励机制的对策,即健全薪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精神激励,健全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正确处理任务绩效与周边绩效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等。     

城市公共事业的经济属性及效率模型研究

城市公共事业商品属于混合商品，在城市公共事业领域中,市场与政府、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效率职能或失败都是客观存在。中国城市公共事业经营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政府过度垄断，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事业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是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但市场化与民营化也并非没有效率边界约束，在打破公共部门垄断的同时，必须防止形成新的私人部门垄断。     

企业经营者激励行为分析——基于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视角

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视角,借鉴行为劳动经济学有关劳动供给、工资决定的行为偏好以及制度因素的研究成果,对企业经营者激励行为进行分析,提出契合行为偏好,改进经营者激励的一些措施,具体包括建立相对公平的激励参考系;建立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工资报酬的内生性,倡导在职培训激励;建立企业声誉机制,培育公平、互惠偏好;将组织声誉建设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系统等。     

内部行政行为救济探讨

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特别是其中的人事行为涉及公务员的切身利益,而我国目前的救济制度无法切实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文章分析了现行制度的弊端,认为应当严格内部救济的程序和责任,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行政监察体制和发挥行政仲裁的作用,涉及公务员的基本权利的人事争议应逐步纳入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