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份火电行业的面板数据出发,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各省份2003—2017年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构建系统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改进,并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效应。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3)投资开放程度对全国范围内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对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火电行业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中国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视角

基于201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和噪声环境治理的效果,以及在这四类环境污染下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感受不同,导致公众在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也不同;公众对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污染治理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其原因在于上述类型环境污染对公众造成的直观感受较深,短期内对健康威胁较大;而公众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效果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公众对中轻度大气污染的直观感受不深刻,短期内健康未受到大气污染的明显影响;公众参与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不高。     

政府支持、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10—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支持、知识溢出及其交互效应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区域之间相关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全国样本中，政府支持和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二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主效应大于知识溢出。在经济区域分样本中，政府支持和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中部地区政府支持效应大于知识溢出的效应，西部地区知识溢出效应大于政府支持效应。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0—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为正面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验证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特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自主创新融资渠道比较研究

利用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的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四大融资渠道——自有资金、政府资金、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三大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自有资金对全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支持作用最大;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支持实用新型专利的生产;政府资金主要支持发明专利的生产;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小;金融机构贷款对东部地区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中、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更依赖于自有资金和政府资金。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升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运用联合估计的条件混合处理（CMP）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效应，并采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双稳健IPWRA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既可以提升农户信贷的可得性，也可以提高农户的信贷规模。就不同贷款渠道而言，互联网使用同时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处于中年、兼业程度大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户信贷获得水平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搜寻、社会互动以及收入增长三种效应来提升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因此，贯彻落实“互联网+”政策，提升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是缓解农户融资难和决胜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政策手段。     

财产保险对国民经济总量和经济波动性的影响——基于套期保值模型与中国的实证

财产保险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一直是理论界探索的重要问题。文章创造性地将产险的套期保值原理与考虑了灾害损失的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得出了一定条件下财产保险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数量模型。通过比较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省份的相关实证结果,进一步发现在前期投资功能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即使在区域特征明显的地区也呈现一个共同规律:尽管财产保险对经济总量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但对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却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