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集聚经济是否影响了企业生命周期——基于企业退出行为视角

集聚经济具体划分为地方化经济(侧重同一产业)和城市化经济(侧重不同产业)两种效应,集聚经济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集聚经济与企业退出行为的关系研究尤为必要.由于集聚经济具有时间依存性,本文运用Cox-Aalen模型估计中国工业企业1999-2009年的退出行为,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对企业生存有负向影响,以城市规模和多样化衡量的城市化经济仅在企业初建期提高了企业的生存概率.因此,中国企业可能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聚集而并未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外溢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充分注意因过度拥挤和竞争对企业产生的负影响.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畜牧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厘清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碳减排的机理,对畜牧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07-2020年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揭示中国畜牧业碳排放现状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畜牧业碳排放呈缩减趋势,各省畜牧业碳排放差异显著,整体呈“西高东低”的梯次分布格局。技术进步通过畜牧业碳排放强度改进减少的碳排放可以遏制其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但这一结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大于“强度效应”,因而未能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进一步探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边际效应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此外,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本地区技术进步增长一个单位,邻区畜牧业碳排放将会降低1.666个百分点。     

城市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1978~2011年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碳排放量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城市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动态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反之不成立;碳排放与第二产业之间也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碳排放量增加是第二产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具有高碳排放量的高耗能产业是我国第二产业的重要支柱,支撑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国的经济增长遵循从"排放"到"增长"的路径。从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来看,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且长期的影响显著。我国由"排放"到"增长"的因果关系使得未来阶段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因此,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低碳城市化等方面入手逐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3)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基于阶层线性模型的集聚经济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151个地级城市的制造业行业嵌套数据,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和集聚经济的间接估计方法,捕捉集聚经济行业维度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揭示集聚经济在行业与城市维度间的内在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化经济在制造业中得到验证;行业层面的集聚经济不仅受行业自身特征的影响,而且深受行业所嵌套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城市异质性显著影响行业集聚经济。     

中心城市道路运输节能减排途径的研究

节能减排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也是当前我国道路运输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硬任务。中心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区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在认真分析中心城市道路运输的特点及节能减排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提高节能减排的途径,以提高中心城市道路运输节能减排工作的水平。     

长株潭“3＋5”城市群空间演进的产业机理研究

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加快长株潭＂3＋5＂城市群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对增强湖南的区域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高湖南城市化、工业化水平,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3＋5＂城市群空间发展现状和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产业发展的关联、转移和集聚效应以及新时期信息产业发展对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影响,探讨了推动＂3＋5＂城市群空间演进的产业机理。并在最后提出了长株潭＂3＋5＂城市群空间建设的产业发展对策。     

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GDP前110强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城市智慧低碳发展报告》中我国GDP前110强地级以上城市的低碳发展数据,运用加权变异系数法和Theil指数分解法分析了大样本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并运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各层次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样本城市的整体低碳发展水平不高,高值城市以东部地区的轻工业城市或综合型城市为主,低值城市则以中、西部的资源型城市或重化工业城市为主;城市整体的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低值城市的空间差异最大、高值城市的空间差异最小、中值城市的空间差异居中;城市低碳发展的区域分异主要由层次间的差异引起;碳排放系数、能源效率、人均GDP是影响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整体和中、低值城市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的排序结果为碳排放系数>能源效率>人均GDP,而高值城市的排序结果是能源效率>碳排放系数>人均GDP。提出:可参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解各城市的碳减排量,对各层次城市宜采取差别化的低碳发展政策。     

FDI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1998—201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省域FDI与CO2排放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FDI和CO2排放量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FDI高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低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一般是中国CO2排放量高值集聚区。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FDI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在地理上的集聚有助于降低中国的CO2排放量,"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