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表决机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作用

在股权分置情况下，社会公众股股东难以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不利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分类表决机制建立起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对话机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分类表决机制应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     

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首次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意义重大.但是该规定只是做出了初步的构设,具体实施仍有欠缺.本文主要从条文本身分析,探究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的制度设计及存在的不足.     

分类表决VS.征集代理投票权

2004年12月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试行公司重大事项分类表决制度。《规定》明确了五种情况需要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1、上市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2、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 20% 的; 3、股东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5、在上市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上市公司股东会除现场会议外,还应该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公共关系初探

股份制在我国实行虽有数年,但股东关系无论理论还是实务,仍然是个需加重视的新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股东公众对股份公司具有首要的影响力和制约力。没有良好的公共关系,就难以吸引众多的投资者,     

公司股东知情权法律保护简析

公司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提高了公司的治理能力、盈利水平，也让股东难以完全掌握公司信息，保护股东知情权遂成为保护股东权利的重点之一。从1993年公司法颁布，到2005年《公司法》修改，再到2017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实施，我国公司股东知情权法律保护水平不断进步，但是仍旧存在问题。审视现状、改进不足，才能不断促进股东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完善。     

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与股权分置改革

制度具有相互依存性,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其它配套制度的发展。类别股东表决机制的建立保证了以支付对价为核心的股权分置改革的多数选择原则和帕累托改进性质,推动了改革的顺利完成。解决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制度的关联性、互补性及可操作性。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我国《公司法》立法之完善

股东代表诉讼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产生的一种诉讼机制,是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及其它救济方法不足的必要手段。我国新《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做了明确规定,但制度追求的目标和制度运作的结果往往并不如一。本文通过对新《公司法》有关规定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略有裨益。     

共同股东的治理效应：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共同股东指同时拥有多家公司股权并对公司治理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股东。随着专业投资机构的发展和分散化投资策略的盛行,共同股东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本文系统梳理了共同股东治理效应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最新进展。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溯源了共同股东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剖析了其参与治理的具体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公司治理的不同维度梳理了共同股东产生的具体治理效果。进一步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特征,本文探究了共同股东的结构差异以及其面临的治理问题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共同股东的治理效应。最后,本文从共同股东的成因、具体治理行为、潜在趋同效应、外部制度因素等诸多视角提出未来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治理动机→治理机制→治理效果←制度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提炼了共同股东发挥治理效应的一般规律,并揭示了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普适性与异质性,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近年来，连锁股东这一经济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创新数量，提高了其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信息机制)以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治理机制)来影响企业创新。深入区分发现，连锁股东的治理机制支持管理者平静生活假说而非职业忧虑假说。最后，作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环境越差和治理水平越低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这再次印证了连锁股东影响企业创新的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连锁股东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新时期如何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公司法》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还需要在许多方面予以完善。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动态博弈分析看中小股东保护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一种对抗性的行为,本身是一个策略选择过程。本文用博动态博弈分析了诉讼原告、被告之间的行为选择情况,并加入可置信的承诺行动修正均衡解。在博弈分析结果上提出对中小股东保护的制度改进建议。     

试论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的明晰化界定

城市化带动了深圳人口和产业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原无偿划分给原居民的合作股和留作公共积累的集体股的产权不清和股权难定矛盾日益凸显,产权主体的人格化、多元化是明晰企业产权的基础,只有基于多元的产权主体,才能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确定合作股分配办法的合法性、合作股的有偿购买,明确规定股东一股一票的按股投票权利、集体股的股东代表及分红权利。     

大股东控制、掏空与投资者保护

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何防范与治理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引述了"掏空"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并分析了"掏空"行为产生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对策和建议。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制度论

股东派生诉讼要真正走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具体设计。股东派生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需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在起诉时的作用、强制告知程序、诉讼参加的限制以及法院的审查范围等问题。     

大股东控制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来自配股公司的证据

在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过程中,大股东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股票价格的强烈动机。本文以1998—2002年间456家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配股融资过程中盈余管理的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大股东控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在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2）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20％时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3．20％时则表现出负相关关系;（3）盈余管理程度与前2—10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负债比率和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寻求公司纠纷的内部解决。股东启动前置程序的条件过于严苛,董事会作为被请求人缺乏正当性,公司与请求提起诉讼的股东交流沟通制度的缺失等立法缺陷导致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完善前置程序的立法规定以实现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     

控股大股东与定向增发价格:隧道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及其相互影响

本文主要从控股大股东利益倾向和行为特征的角度,研究作为定向增发主要参与人的控股大股东对增发价格的影响。以2006～2009年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增发价格的高低会受到控股大股东"隧道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隧道效应促使增发价格降低,利益协同效应则促使增发价格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升高。同时,研究还表明,控股大股东隧道动机对增发价格的抑价效应一直存在,不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受到利益协同效应的削弱,而利益协同效应在大股东参与增发时则会受到隧道效应的弱化。这表明隧道效应的影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