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影响

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社会权力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在非工业化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权力关系表现为不平等、集中和强制;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十九世纪的古典权力结构和二十世纪的权力变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状态;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到现实改革将中央计划和市场的分权有机结合,从而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带。     

试析政治权力结构与政治关系的属性

政治权力的结构决定其政治关系的属性和性质。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关系又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权力结构总的概括起来有三种形式：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专制权力结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互相制衡,并行不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集中制。     

论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关系

大科学时代,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刻和显著的两大权力系统。一方面,科技权力不仅作为生产力的手段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推动着政治权力的变革和完善。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等手段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科技权力的发展速度,规定和引导着科技权力的发展方向。认清科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二元互动关系,无论对于我国科技权力的发展还是政治权力的进步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

该文从经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以两者互动的基础为切入点,归纳了政策、暴力、操纵、制度和交易等六种互动方式。认为在转型国家最突出的互动关系问题是权力寻租现象,解决互动关系中的问题应在法制互动、阳光互动和有限互动等三方面努力。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分析

制度变迁根源于人们对潜在利益的追求,也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双层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制度变迁中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机理。研究表明,利益主体在博弈中掌控权力的大小,决定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制度变迁会朝着有利于权力占优势的利益主体所追求的方向变革;制度也将随着博弈中各利益主体拥有权力资源的相对比例的消长变化而不断演进。     

探析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

以亲缘、血缘甚或地缘联结在一起的综合体,是谓家族化。基层权力主要指村级、乡镇级和县级,他们距离老百姓最近,却最不容易被监管。地缘是家族化现象依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家族化就与基层权力这样畸形地对接了。可以从加速社会流动、提高城镇化水平、健全监督体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方面来避免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浅析政治权力的制约机制

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首先是"经济人",权力异化的现象司空见惯,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公共性,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对权力的制约不容忽视.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中立政府的经济制度选择

中立政府在选择经济制度时追求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目标,利益集团为了增加在社会总产出中的份额凭借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影响政府的选择。通过分析由政府和两个利益集团构成的博弈模型可以证明: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变革成本复杂组合的结果,因而无法保证每一次制度变迁的效率。通过数值模拟多期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证明:短期内有效率的制度变革在长期来看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长期效率,需要根据财富分配状况及时调整经济制度,这就要求减少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相关性,增加不同备选制度之间的连续性。文章还概略模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并进行了外推预测,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

光绪年间,清政府在洞庭湖淤洲实行官垦政策,在严厉打击私垦湖田的同时,对遵章承佃的绅民则优容有加。在此背景下,地方精英被剥夺了洲土所有权,但利用承佃权成为获益最大的社会阶层。地方社会展现出官绅共赢的权力格局。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政府与精英都发生了裂变,形成县府与下层精英结合、省府与上层精英勾连的利益共谋关系。为了重建社会秩序,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湖区官员与精英出现身份同一的共生现象。而后,国民党又以精英官僚化作为主要的治理之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权力结构,但国家权力因私有化趋向使其逐渐失去合法性,最终与劣化精英走上共恶偕亡之路。可以说,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彰显了传统中国在近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对当今中国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信访政治的变迁及其改革

原本作为接待来信来访之秘书功能的信访,经过30余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信访政治,信访的机构、人员、职能和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地方性立法的保障。然而,访民和一般民众的权利、尤其是其权利的法治保障,却并未获得相应的提升。这种背反情况的出现,正是威权体制的产物,也暗合于中国传统体制之精神。文章认为,信访政治严重悖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信访体制的改革,应当回到其宏观体制之根,推动宏观体制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改革;应当厘清宏观体制和结构中的信访权力角色与功能定位。     

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及互动关系初探

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相关的权力,财富的生产、占有、分配与消费成为经济权力的中心议题。同时,它又有人类所有权力的共同点,即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处置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权力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文章就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产生、运行来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     

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本文分析了各地区在建国初期从革命战争中继承下来的实际政治权力的分布状况,并说明这一初始的结构特征对此后的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本文从非正式政治关系的角度构建指标,度量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和中央名义制度的权威,以中国1952-2008年29个地区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中央名义制度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解释地区差距的动态变化。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差异,但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央实际权力的弱化,开始快于其他地区。     

我国制度变迁与利益集团权力配置的关联分析

在整篇文章中，将假定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着四大利益集团，分别是以各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管理集团（用G表示）、企业所有者为代表的资本集团（用C表示）、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劳动集团（用L表示）和脑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知识集团（用K表示）。这些利益集团是参加体制改革的行动主体，共同促进改革的发展。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

作者通过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代会案例,分析了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实社会参与特征。本文认为,认识到聚合政治利益的公共领域分割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特别意义。与阶级政治不同的是,单位政治的利益冲突在单位之间展开;社会个体通过单位成员的间接身份获得利益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利益无论主题和参与范围都是有边界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特定的,无法提供给单位之外的其他人员共享。     

制度变迁视阈下的政治企业家

政治企业家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常用的一个概念,研究政治企业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制度规则的生成和演变机制有重要意义。政治企业家作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行动者,通过权力因素与经济企业家区别开来。政治企业家并非外在于制度结构,而是内含于制度变迁模型,并且内生于制度的非均衡。鉴于政治企业家被内嵌于制度环境并被制度环境所形塑,故而只能在有限边界内寻求制度变迁,通过主观模型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但其活动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率的。     

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政治因素

在美国金融制度的变革和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体制上的联邦制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力量;联邦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和大众民主主义等多元化政治理念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构成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美国联邦政府则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并与地方政府进行不断的利益博弈;政治人物是金融制度变迁台前幕后的推手。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不仅是经济和市场行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融与政治的共生机制。美国金融是天生的政治金融,金融技术早已嵌入国家利益和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