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中提升智库效能对策探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通过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现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在制度和政策范围之内,明确智库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担当,从而找到智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定位,进而对智库效能提升和外部参与方式进行了探讨,最终达到发现公共治理盲点、破解公共治理难点、补齐制度短板,激发社会市场动力、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从而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思路建议。     

日本公共支出刚性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财政重建，重点是压缩公共支出。但迄今为止，日本的公共支出扩张始终没有得到控制，呈现较强的刚性特征，财政风险愈加突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财政改革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涉及各政治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并通过政治程序反映出来；同时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决策体系，使日本在压缩公共支出过程中会遇到更大的政治阻碍。     

创新机制切实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本刊讯（记者张涵）我国正处于深刻而全面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社会趋于利益多元化，全面深化改革客观上要求突破传统管控模式，建立符合实际的现代公共治理模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人大治理创新于3月15日在京举办。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科研不端惩戒对策研究

科研不端行为浪费国家资源、阻碍科技发展，且给社会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当前，我国对于科研不端的治理侧重道德教化和行业自律，一定程度上缺乏规制的刚性。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有弹性有力度的科研不端惩戒体系。为此，可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原理，分析科研不端行为及其治理措施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寻求提高不端成本和风险、打击其收益的治理平衡点。在明确科研不端行为界限和强化制度体系的建构的前提下，应对于不同性质的科研不端行为分类施策，以自律与他律结合、道德约束和法律制裁互补的方式，建构理性与刚性兼备的科研不端惩戒体系。     

公共财政体系中政治参与的价值和方式

在现代国家，财政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制度，然后才是经济制度。公民在财政体系中的参与过程是政治参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作为公共系统运转的血液，是政府公共治理的基础，公民在财政体系中的政治参与行为是民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权利表达和对财政分配的利益诉求既是公民基本的权利，也是国家实现公平、保障个人发展的重要义务。对财政体系的参与是发展政治民主的重要平台，可以促进政府履行财政受托责任和提高财政收支效率。要加强公民在财税立法、资金支出、预算监督中的参与作用。     

“法治杭州”：内涵、要领及其工作重心

法治是一种善的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可以成为都会城市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一种理念。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法治杭州应当依据杭州城市自身的定位，顾及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考量，结合发达国家城市法治发展中从“小政府、大社会”转向“强政府、大社会”的经验，从主体、行为、过程着手，立足可调、可控的程序性工作路径，在准确定位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实现政府工作理念和方法的重大转变。同时，针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阶层转换、利益多元等状况及异化因素的出现，以创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多元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要务，转变单纯依靠“静态”的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让多方参与的互动过程中谋求法治杭州的“动态平衡”。     

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读后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政治现代化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性,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问题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对大数据时代公共治理模式的一些思考

公共治理是国家存续进步的重要环节,推动公共治理顺应时代潮流,是一个优秀政府的职责和使命,是人民的希冀和需要,是社会的发展需求和规范需求.大数据时代人民和社会对政治的关注渠道更加广泛,参与渠道更加多样,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义务的履行方式也随之变迁.公共治理应当把握住大数据时代人民议政参政的需求,做好数据时代人民政治义务的普及工作和规范工作,改进公共治理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做好社会的治理和调控.     

外部性与自主治理：公共危机应对路径的差异性视角

自发秩序下的个体选择可能趋向群体非理性结局。三种模型的公共危机对人性改造和制度供给提出要求,差异性视角为其注入各有特点的解决思路与应对路径。外部性内在化削弱政府管制,借助市场政策提供私人激励;己他两利主义强化现实社会的多元道德情状,增进整个社会和成员个体的利益总量;制度性自主治理突破正式权威和规章制度,向社会赋予合法治理权,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调节系统。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的思考

社会治理包括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社会自治两大方面,但在当前社会力量有限情况下,政府对社会治理承担着主要责任。明确社会治理评估的重点有助于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居民主观幸福感等八个方面可以作为政府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社会治理也需要与政治或政府体制的改革治理协调推进。     

A review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China. Chinese regulatory bodies have made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listed firms.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ost of the governance instruments that are effective in developed nations are less effective in China. We attribute the ineffectiveness to the large stake of the state in listed firms, stro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listed firm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ack of a truly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Some suggestions for ma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more effective in China are provided.     

Is Devolution Democratization?

Recent attempts at introducing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in forest management in India have focused on devolution to user-groups or village level “participatory committees.” Success or failure is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se groups. These groups have never existed outside the state, however, and social relations, including social capital, are continually being transformed by administrative and market for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at matters is not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e., more or less devolution, or the degree of social capital among local communities, but state accountability. This can only be ensured through addressing questions of political reform.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力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完善研究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于不同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的路径、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民主及股东权利意识的差异,是导致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司存在的价值、我国法制的现状以及国际竞争的驱动决定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取向。政府导向的改革模式为我国政府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法规,进而规范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研究

完善的社会组织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科学成长发展的“护卫舰”。通过对我国特色社会组织保障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系统分析构建我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的模型架构,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发展道路所依赖的制度体系、法制体系、政策体系和资金体系,更深入探讨社会组织保障体系的影响因素：政治法律、社会治理、组织自身,最终提出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的建议：创新政社关系,革新管理体制;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机制;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及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

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的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而权力斗争使公司看起来象一个政治舞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的十个症结

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存在着十大问题。文章分析了造成这十大问题的原因,认为社会管理问题绝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事情,它涉及战略布局、战略思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等因素,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应当综合研究和分析当前社会管理问题背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与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研究

使用2001-2012年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的数据,利用混合面板OLS和Logit回归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聚集以及总部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总部的分布极不均衡,且趋向于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迁往东部沿海,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风险显著减少了地方上市公司总部数量,对总部的外迁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地区总部迁移的总体状况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考察了公司董事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共同作用对总部迁移的影响,在不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中央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数量对总部的迁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察两者交互作用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风险越大,其他地方政治关联董事数量越多,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即使公司存在本地政治关联董事,地方政府治理风险对总部的迁移也会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回归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发现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对理解地方政府治理风险以及总部迁移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