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了企业融资约束吗？

文章以200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激励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更加明显,相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激励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融资约束更加显著。此外,文章还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两种机制：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文章扩展了融资约束的研究边界,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能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基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有效的产业政策实施,更需要注重与环境保护目标的衔接。文章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以高科技产业政策实施为核心的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国家级高新区设立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实施对本地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的空气质量提升亦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空气质量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且在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改善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调、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国家级高新区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三个传导途径。     

上市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在创业板市场申请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创新专利变量,经过对成功上市企业与终止上市企业的样本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上市是否促进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创新。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了上市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上市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上市没能通过影响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创新。该结果意味着直接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及融资机制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不仅为直接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产业政策、供应链溢出与下游企业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独特场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首先,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底线估计大致相当于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40%左右,以往研究只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产业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实际效果。其次,文章提出并识别了知识溢出效应和财务溢出效应两个潜在影响路径,进一步发现知识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而财务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大。再次,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供应商-下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近、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地区制度质量较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机制逻辑。最后,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家产业政策层面。文章从供应链溢出效应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更全面地评估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创新激励效果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资源税改革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的改革是绿色税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资源税改革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还不尽完善。文章将2010年自新疆试点并逐步推广的原油和天然气由从量转为从价的改革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就资源税改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展开研究。理论方面,从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资源税改革影响企业OFDI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企业OFDI数据集,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来自虚拟实验组、虚拟政策时点、PSM-DID方法、替换关键衡量指标以及普通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显示,资源税改革的OFDI激励作用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两条路径得以实现。文章不仅为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增加了新的证据,而且为深化税制改革方案促进资源型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运用配置信贷资金的手段来解决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一项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重污染企业参与创新的原因,还为后续深入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架构者”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来自珠海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企业创新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它们所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哪些因素影响了创新生态系统成长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基于新近的"架构者"理论,文章探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新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架构者"及其对生态系统其他企业的影响,试图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机制。通过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章发现:(1)在新生期,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者",其政策效应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动力;(2)在成长期,先驱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架构者",其通过对其他企业产生"跟随效应"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创新产出增加;(3)在成熟期,作为"架构者"的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创新溢出存在"乘数效应"。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识别相应的"架构者"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从而发挥它们创新的带动效应。     

职业初期的“拼爹”严重吗?——基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视角

文章聚焦于子代职业早期，建立理论模型和连续变量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因果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理论上讲，代际收入弹性与人力资本回报率、社会资本回报率正相关，与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累进性负相关；第二，在子代职业早期阶段，父亲收入对子代收入有正向因果性影响，且代际收入弹性整体偏低，说明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对较大；第三，局部代际收入弹性和子代收入波动随着父亲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说明低收入父亲的子女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易发生贫困的代际传递；第四，代际收入传递存在一定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以上结论说明在我国职业早期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因此，政府在实施相关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时，可侧重于劳动者职业生涯的中、后期，同时，应继续提高公共教育政策的累进性。     

数字基础设施降低碳排放的效应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时代,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字红利",已经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为切入点,借助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城市碳排放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东中西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从南北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南部地区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数字化赋能"双碳"战略的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为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年—2018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共建“一带一路”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持续显著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2）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3）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在海洋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表现出更强的影响效果。今后应持续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对外开放,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消除投资壁垒,重点发展海洋科技,提高技术的市场转化率,从而更好地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非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效率差异分析——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我国非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非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中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性高于其他规模企业,国有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五个行业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教育等七个行业的影响不显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研究——基于皖江城市带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安徽省15个地级市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结果表明：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抑制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不显著;示范区对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最后,为促进示范区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薪酬差距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吗？

本文基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发挥作用途径和机理的差异,利用2010年到2015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大会降低企业创新效率;（2）企业生命周期对内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具有调节作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带来的企业创新效率损失较低;（3）进一步区分市场竞争环境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无论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何阶段,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均能够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