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府干预和普惠金融发展在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选取山东省T市2014—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强而增强,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会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广东省21个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各市普惠金融指数,发现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珠三角区域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其它地区。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层面上,普惠金融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阈值效应",当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普惠金融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作用最显著,对广东西部、北部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在广东东部地区中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未发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生命周期与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投资经验累积还是认知能力衰退

生命周期影响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金融市场效率和总消费水平。文章采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生命周期视角出发,通过投资经验机制和认知能力机制,分析年龄对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并基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分析年龄影响的异质性,同时从普惠金融和教育两方面提出增加投资组合有效性的方式。研究结论表明：（1）户主年龄对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产生倒U型的影响;（2）随着年龄的上升,投资经验累积和认知能力衰退对投资组合有效性产生反向影响,使其形成倒U型的生命周期模式;（3）年龄对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仅存在于城镇和东部区域等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4）普惠金融和教育可以缓解认知能力的衰退,进而提高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分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依托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使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实现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目标。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地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有助于调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7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文章利用全国27省份517个村庄的402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Optim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ublic debt in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nonlinear theoretical model and uses panel smoothing transitional regression to study the optimal level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ublic debt in a growth model using a panel dataset of 65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over the period 1991–201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s decreasing as the level of expenditure rises. When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GDP ratio reaches a certain point (threshold),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uld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The effect of public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demonstrates a similar patter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must exist an optimal level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or public debt as far as economic growth is concerned, although the optimal level may vary in different economies.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GDP and public debt/GDP ratios of China were respectively 15.66% and 41.14% in 2014. These levels did not reach their respective thresholds and hence thei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were still in the positive territory.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ublic debt in China after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their scales had not affect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data period.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OFDI与企业R&D投入关系中的“门限效应”分析——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OFDI对各地区企业RD投入的非线性影响及政府干预在OFDI对企业RD投入影响中的作用。研究发现,OFDI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显著的存在基于政府干预的门限效应:政府干预未跨越门限值时,OFDI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干预跨越门限值后,OFDI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新发展阶段我国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新发展阶段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是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可依赖路径。通过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的绿色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收集2015—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区域异质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影响,并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之后结果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双重门槛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促进作用都具有双门槛特征。因此,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