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供应链安全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矛盾冲突频发，地缘政治格局的快速调整所引发的冲突给全球供应链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地缘政治斗争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包括贸易战，金融与货币战，交通、能源控制和技术垄断，“颜色革命”和长臂管辖以及局部战争等等。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要素供给、销售、金融等方面。妥善应对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风险，保障中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对于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

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演变，既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被置于全球视角下，也反映出南方国家的内涵从以经济内涵为主转变为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并重的新格局。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发展合作上，包括发展援助、发展议程和发展筹资三个方面。而政治内涵突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自主，既包括短期内不盲目跟随西方国家，也包括长期内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应对全球南方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淡化“全球南方”的领导权之争，夯实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价值基础。     

气候政治趋热

全球气候变暖日渐为人们所感知。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气候政治”的不断升温。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屡被聚焦，甚至联合国安理会都前所未有地对气候变化问题展开讨论。推动气候政治不断升温的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动力。     

集权的政治风险与纵向分权——从历史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地方乡绅为领袖、以宗族和乡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自治;在当代,中国政府通过推行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在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为什么拥有专断权力的政府需要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对此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为“官治能力受限论”,一为“集权的政治风险论”.我们通过把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连贯起来考察,发现“官治能力受限论”有很大局限,它与当代中国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相矛盾,而“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则具有更一般化的解释能力.而且,“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可以扩展为一般化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纵向分权的治理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行业协会权力扩张与角色变化

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非政府组织构成中的行业协会得以透过全球经济基础底层链接更广泛地参与和介入国际事务。这种情况使得行业协会的国际角色和组织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行业协会透过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链接获得“嵌入性”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展现了全新角色,带来了新型国际权力拓展问题。对行业协会自身行动的实证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已经成为国际权力竞争的直接行动者,其功能角色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其权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实质性扩张。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的互动也在国际层面产生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规则制定权力的拓展。这些新增的隐性和显性国际权力对全球投资、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影响。行业协会秉持“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原则,应被置于大国博弈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变动重构的背景下加以全面、客观和辩证的审视。     

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个性。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作者以加拿大为例,分析了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它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等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探索了加拿大追求妥协的渐进式政治发展历程、多元主义文化和对美国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三者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其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比较,归纳出加拿大全球治理的三个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分析提供了一个个案。     

全球传播治理:国际传播由“制”到“治”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传播演化为全球传播、传统国际传播管理控制面临诸多挑战的新形势下 ,本文提出了“全球传播治理”概念 ,指出国际传播控制由“制”到“治”是大势所趋。全球传播治理的思路摆脱了以前在讨论国际传播管理和控制问题时纠缠于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适应了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现实问题的要求。从传统的国际传播控制到全球传播治理 ,实际上是国际传播管理控制的一种“范式转换” :传统的国际传播管理体制、手段已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新环境 ,简单地“封”、“堵”、“卡”、“压”已经不再奏效 ,国际间合作、协商、互利互惠成为主流。这种过渡也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 :从参与的主体来看 ,承担全球传播治理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 ,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 ;从治理内容上看 ,于侧重意识形态、保护民族文化之外 ,又加入了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等新内容 ;从范围上说 ,它已经不限于领土范围内 ,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 ,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社会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中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网络空间的发展加深了国家政府、全球市场和全球社会的融合,也推动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从"自治论"到"巴尔干化论"的转变。基于全球信息环境的回归、世界政治的竞争逻辑以及网络空间日渐上升的现实挑战性,国家逐步跻身于网络空间的管控和治理。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体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中出现了分化和组合,网络空间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分化。作者提出并分析了四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分化组合方式:利益共同体、竞争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阵营分化的表面原因在于:一是对目前治理现状的不满,二是基于现状基础上各行为主体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观点分歧,例如对权力布局现状、制度行动者、制度形式和制度延伸性等的争论。而阵营分化和观点分歧最本质的原因则是各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权力和利益的较量,即网络空间出现的"权力流散"和利益竞争的结果。作者最后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有效治理模式将是能够平衡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     

“两大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主要的风险引爆点有四个: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国际局势的风险点只是表征,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全球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缺位、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把握各方面战略机遇,转危为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上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执政党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驻足2004年

该文通过对恐怖主义、国际热点问题及美国的决策等方面的论述 ,总结了 2 0 0 4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 ,指出 2 0 0 4年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敏感性 ,提出对现时代的特征应有新的理解 ,对当前的国际关系应有更深入的研究 ,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学会辩证地思考和面对未来可能更多的矛盾和多变性。     

试论当今国际社会的双头政治:美国与联合国

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作者通过回顾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演变,运用“双头政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认为“双头政治”是描述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国际社会寻求“领导权”的情形。“双头政治”的症结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权力与利益的结构与配置。大国和富国的利益主要体现在美国的权力与霸权上,而中小国家的利益和全球利益需借助联合国加以维护,从而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和富国为一方、以联合国和中小国家为一方的“双头政治”之基本架构。“双头政治”是国际社会过渡形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模式,但这种分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而是一种“争而不破、相互兼容”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除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实力”竞争外,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制度等合法性领域的竞争。     

全球共治理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全球共治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全球所有角色的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这种理论涵盖现实与趋势,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     

全球共治理论初探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全球共治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全球所有角色的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这种理论涵盖现实与趋势,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     

“警惕中国论”是杞人忧天

与2005年一样，美国和日本提出的“警惕中国论”依然是2006年度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话题。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700美元，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这将使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论”进一步抬头。不久前，美国在国防报告书中指责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推行军事和政治大国路线，日本也加入到美国指责中国的行列。     

发展金融：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之本——访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

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全球危机至今仍在持续,并不断向深度演化：欧债危机频频发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温州老板跑路现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蔓延,中东北非的政治动乱、军事冲突不已——全球危机已经由金融、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散。     

透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跨国传媒”问题——兼论“跨国传媒”作为“全球市民社会”是否成立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跨国传媒”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具有全球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全球社会的公共领域,对构筑全球市民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跨国传媒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度,有利于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塑造新型的国际关系。跨国传媒与民族国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作者把“跨国传媒”和民族国家分别作为全球传播层面和全球政治层面的单位,将其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跨国传媒”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解读“被围困的社会”

文章解读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一书。在书中,鲍曼将现代人类社会分为"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大部分。分析了人类社会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政治的最大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力量逐渐衰退;第二,全球化及技术的变化,人类不再有能力理性地控制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未来是失控的;第三,世界上一切都在流动,只有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我们才会更加安全,停滞不前就会沉到水底。     

中国政治文化全球发展战略探索——基于全球战略营销的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战略选择是要通过在单位层次上进行继承创新,经过多路径向全球发展,从而构建体系文化,以维护中国文化主权完整、积极参与引导国际新秩序构建。中国政治文化全球战略营销是实现全球发展战略的一条重要战略途径。作为一个尝试,作者从全球战略营销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治文化全球发展的战略思路。     

中国政治文化全球发展战略探索——基于全球战略营销的框架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战略选择是要通过在单位层次上进行继承创新,经过多路径向全球发展,从而构建体系文化,以维护中国文化主权完整、积极参与引导国际新秩序构建。中国政治文化全球战略营销是实现全球发展战略的一条重要战略途径。作为一个尝试,作者从全球战略营销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治文化全球发展的战略思路。     

正视洋垃圾处理问题

环境污染原本是个典型的国内问题，影响的也只是本国国民的身心安全。但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加深，随着全球气候回暖和人们对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生存家园的前景的担忧，中国的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一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