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假说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消费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称之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存在使LC-PIH随机游走假说不成立。可以用收支的不确定、流动性约束、利率的内生变化和非生命周期行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些因素也可解释我国近年来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问题。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分析

笔者以消费理论为基础,运用1985年～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和收入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过度敏感性特征的结论,并分析了其原因.为解决我国内需不足,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矫正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以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目标.     

农村居民消费缘何不足——基于消费过度敏感性假说的分析

本文结合经典的心理经验法则与LC-PIH模型,阐释了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内涵。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检验,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引起这种消费变化行为的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宏观经济的变化所引起对未来收入及生存状况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利率也是从中长期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因素。     

消费过度敏感性假说及在中国的应用

消费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称之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存在使 LC－ PIH随机游走假说不成立。可以用收支的不确定、流动性约束、利率的内生变化和非生命周期行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些因素也可解释我国近年来消费过度敏感性问题。     

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状态空间模型检验——基于广东数据的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不低于64%.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支出增长的预期、微弱的资产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是导致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较保守的消费习惯和利率效应的弱化也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产生影响.为减缓过度敏感性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应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采取措施提高财富效应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健全消费信贷等社会信用制度,抑制住房和医疗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平滑性.     

1985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不低于68%。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支出增长的预期、微弱的资产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是导致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较保守的消费习惯和利率效应的弱化也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产生影响。为减缓过度敏感性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应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消费信贷等社会信用制度,抑制住房和医疗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     

农民收入、农民消费与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的实证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来自农业的生产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根本,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家庭债务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财富和家庭债务次之;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而且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     

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弗里德曼持久收入消费假说

以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为基础,运用河南省1980-2009年数据,从量化分析角度对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河南农村居民收入是消费决定因素。政府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有限理性视角下城镇居民消费决策综合模型的理论构建——基于1979年—2010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城镇居民消费决策行为的微观理论,在有限理性视角下借助展望理论修正原有理论模型,并据此重新构建了一个包含过度敏感性、短视性、主观性、内部惯性、外部惯性的城镇居民消费决策的综合模型。利用1979-2010年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有限理性下的理论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决策行为具有较强解释力,过度敏感性、短视性、内部惯性、外部惯性以及有限理性等特征对城镇居民消费决策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     

部门生产率、汇率与结构性通货膨胀——基于B-S假说的拓展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频发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有结构性原因。基于B-S(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分析结构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对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原因,货币供给量、汇率也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我国发展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绿色消费模型的视角

绿色消费是人类在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消费方式,并在全球迅速普及.目前,我国发展绿色消费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无论是企业和消费者,还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政府,都还没有能够及时地适应这种全新的消费方式.本文基于绿色消费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我国绿色消费的对策.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江苏省电力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基于多元线形回归分析

文章对江苏2000-2010年产业结构演变中三次产业的电力消费情况进行多元线形回归分析,通过对偏回归系数的计算与分析,提出需要注重产业融合发展,强化产业承载能力等建议.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由于不同地区收入的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而各异,本文为了探究湖南省收入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以湖南省为例,依据1991～2010年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基本数据,运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基本规律,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对农村消费现状提出可行性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多角度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推导均衡弹性进行估算长期均衡弹性.分析表明,短期内农村社会保障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局部地区存在差异性,长期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总体和局部对居民消费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卢卡斯方差假说在中国成立吗——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卢卡斯方差假说揭示了产出—通胀交替与总需求冲击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关系。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对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建立时变参数的货币增长模型代替固定系数的货币增长模型,比较准确地得到非预期货币冲击及其条件方差,最后分别利用两步估计法和联合估计法对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的数据不支持卢卡斯方差假说,中央银行意料外的货币扩张或者收缩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大小与需求冲击大小无关。     

中国土地一级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及其效应——基于古诺模型的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的土地市场中存在着开发商激烈竞价产生高价地块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要素市场过度竞争的表现。在不同开发程度的地段上,开发商在土地市场中的过度竞争行为会对其产品市场即商品房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     

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我国东北三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2013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差异明显,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为42101亿元和18216亿元,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为城镇居民的43%,因此我们将研究区域界定为东北三省.农村地区由于消费条件限制等客观因素或消费理念陈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消费潜力还未充分开发,但其消费市场却十分广阔.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其能否带动农村居民消费,两者之间呈现何种关系呢?这将是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