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政策的颁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并结合PSM-DID方法考察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应规披露企业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增加了环境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媒体对于应规披露企业的环保监督压力,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有关文献,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制度构建。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企业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力对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拓展,从制度所有权优势视角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深度与规模的影响,并从资产所有权优势视角进一步剖析其影响路径。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87家OFDI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企业OFDI深度,促进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OFDI的直接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程度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声誉机制、融资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开展OFDI。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创新的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高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我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总体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和区域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在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此外,影响路径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促进创新.因此,各地区应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抑制委托代理冲突.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7年至2021年地市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基本信息与专利数据匹配构建月度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进行创新促进效应估计后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于地区、企业层面的创新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创新促进效应因政策类型、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产学研协同和引致创业等路径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统筹利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快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趋势相适应的配套监管机制和规范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声誉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的逐步展开,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逐渐提高,由此催生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探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其绿色声誉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检验了这种关系在不同外部治理条件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漂绿”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声誉获取”效应,而“声誉获取”的效应会因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和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而降低。“洗棕”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声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针对企业的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建议通过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督两种机制加以治理,以提高企业绿色信息披露的质量。     

我国创新支持政策:理论分析及其有效性检验

本文在一个累积创新框架下分析了各种创新支持政策的作用机理,并检验了我国相应政策工具在促进私人研发作用上的有效性。运用我国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发现,直接资助以及高校提供的公共研发对企业私人研发产生替代效应,科研机构提供的公共研发对企业研发具有促进效应,而专利保护政策对企业研发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结果,本文推断:信息不对称和项目的不可验证性导致的道德风险,高校研发以应用技术为主的导向未得到根本转变以及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偏低,是导致我国创新支持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增长期权和金融摩擦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应对贸易冲突并且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理论机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分别通过增长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对企业产品创新产生促进和抑制效应,其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基于高度细化的中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总体上会抑制企业产品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但是这种创新抑制效应在出口状态不同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纯内销企业样本中创新抑制效应表现得最为显著,同时参与出口和内销企业样本中的创新抑制效应不显著,而在纯出口企业样本中表现出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     

企业ESG表现与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行业研发环境与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政府建设与企业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社会创造力和企业创新活力是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数字化政府通过抑制腐败、优化法治环境以及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A股上市公司和国脉网发布的2010-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子政务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政府建设通过抑制腐败、优化法治环境以及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视角,数字化政府建设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明显,且数字化政府的创新效应只在东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地,从数字化政府评价体系的细分指标来看,公众参与对企业创新作用显著,而在线服务和信息公开还未发挥显著促进作用.本文建议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同时要注意"技术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