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与路径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历史，乡贤群体在乡村场域内具备独特意义。新时代以来，为解决乡村秩序失衡、共识离散、公益虚化等问题，需要乡贤人才回归乡土。乡贤人才赋有地域性、示范性、公共性、崇善性，以乡贤嵌入县域内地方组织、规范乡贤个体行为范式、完善乡贤治村制度体系保障、加强乡村公益共同体建设，来优化乡贤内嵌乡土的具体路径，发挥着乡贤人才凝聚乡村振兴合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     

小事找乡贤 大事找政府

正在浙江省德清县,"乡贤参事会"很受欢迎。全县151个村中已发展"乡贤参事会"56个,参事1756次,服务2338次,受惠群众达9万多人次,成为当地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重要力量。那天周末,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视域下,资源匮乏地区富人治村的生成、运作及其后果。通过对华北平原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其次,富人治村从治理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治理任务与治理过程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不完整政权"下的村级治理;最后,乡镇政权实现了从依赖中坚农民到依赖富人参与的转变,导致原本就不完整的政权随着富人垄断村庄政治和制衡乡村关系而进一步削弱。本文实现了富人治村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研究视域上从基层民主自治到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转向,二是研究场域上从资源密集地区转向资源匮乏地区的转变。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为向心主体,重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沿着党组织以政治动员低成本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经济重建乡村内部联系,制度建设清晰多元共治网络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公共服务传播现代化意识的思路探索了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基本治村逻辑。然后运用留坝县案例对这一逻辑进行现实检验发现,实现治村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构筑的多元共治网络依赖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深度参与,需要对不同类型村民进行差别激励;发展集体经济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创造持续收益稳固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变迁。     

浙江桐乡 发挥“一约两会三团”协同作用

<正>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多方共治,发挥"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创新落细治理举措聚合力

正奢岭街道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北部,与长春市主城区南部接壤,总面积264平方公里,下辖23个村、20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8.3万人。2020年以来,奢岭街道创新深化"1+3+X"基层治理模式,将"1"延展为区乡村屯四级党组织网络,"3"拓展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X"扩展为各单位、各部门纳入乡村志愿服务组织,探索出了一条以党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整合部门力量,落细落小治理举措的农村基层治理新路径,有力促进了基层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三治”融合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劣,关系着乡村振兴目标能否实现,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长期发展。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推进,对于促进乡村振兴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部分地区还存着"三治"融合理念不强、"三治"融合治理行为缺失以及"三治"融合制度与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关对策。     

乡村治理视域下培育现代乡贤的困境与对策

从传统乡贤到现代乡贤的演变是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制度背景的变化相伴而行的,由此导致二者价值观、结构组成、思维方式、社会功能的重大差异。现代乡贤有利于塑造乡村治理良好格局、巩固拓展乡村优秀文化阵地、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然而"理性人"驱动消弭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乡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提高了乡村治理难度系数,乡村内部缺乏培养现代乡贤的原生动力,这些是乡村治理中培育现代乡贤困境的主要诱因。应以对现代乡贤合理需求的响应激发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以系统论思想持续提升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效,科学铺就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路径。     

驻村第一书记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

驻村第一书记基于外生性制度赋权嵌入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致力于推动组织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然而,部分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会囿于行动壁垒以致陷入嵌入失灵的困境,因此亟待对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进行识别并寻求突破嵌入失灵的路径。文章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对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动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行动壁垒包括嵌入动机、个人素质、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村治环境和互动策略等要素,由此所建构的"动机—情境—策略"框架不仅可以解释行动壁垒的形成机理,也为破解嵌入失灵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变化分析——基于CNKI文献数据

[目的]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节点,分析其实施以前和以后的差别,以期探究乡村振兴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方法]文章基于CNKI网络数据库1990—2021年乡村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NKI和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结果]（1） 20世纪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是刺激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快速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点,2002—2006年我国乡村体系研究文献突增,并主要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和问题,开始从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寻求出路。（2） 2006—2017年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保持缓慢推进,问题探讨更加广泛,包括善治、乡村精英、法治、治理模式、农村社区、路径和对策、自治、协商民族、城镇化、法制化、乡贤文化和新乡贤等。（3）2013年的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建设试点,又一次激活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带来新研究增长点。（4）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的第三个增长点,相关研究文献暴增。[结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前,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缓慢,税费改革和桐乡案例是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推动力和...     

句容用法治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正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办法,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治保障,让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美丽。一是发挥法治前置预警作用。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方案之前,将后续可能发生的情况甚至矛盾纠纷先考虑到,再制定好针对性措施。二是打造乡村治理"三治"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着力加强平安乡村建设,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全覆盖。形成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委会落实执行、村务监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浙江省桐乡市探索三治融合实现路径

浙江省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多方共治,发挥"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三治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溪坦探索

<正>浙江省瑞安市林川镇溪坦村地处瑞安西北部,之前是瑞安市最边远、人口最多,也是基础设施薄弱、社会管理滞后的村。近年来,溪坦村以美丽乡村、农村污水治理、民主法治村和"三治融合"示范村创建为契机,扎实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以自治聚人心,以法治定正道,以德治树新风,积极破解村庄发展和村庄治理"两张皮"问题,实现了村貌焕然一新、社会安全稳定、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持续增收,形成了"党群一心、村庄一新"百花齐放的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全力打造乡村善治"福建样板"

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重要论述,着力夯实一个基础、推进三治融合、建好三支队伍,持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夯实一个基础,就是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首位,实施党建民心工程、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计划,完成换届的村基本实现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推进三治融合,就是着力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完成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修订;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延伸至村,培育"法律明白人"4.5万名;建成一批省级公民思想道德教育馆、家风家训新乡贤馆,树立一批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建好三支队伍,就是打造坚强有力的驻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队伍,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目前3736名第一书记、1万多名科技特派员、816名乡村振兴指导员活跃在广大乡村.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实践与借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治理经验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意义。依法自治,把村民自治严格纳入法治框架。强化法治,突出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形成刚柔并进的治理格局。从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经验可以得出,党建引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乡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思想保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价值思考——以江苏省睢宁县为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建设需要招才引智,让想为家乡作贡献的各界人士投身农村发挥作用。新形势下如何重塑和促进乡贤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在农村发展中的时代价值,正逐渐成为一些地方探索实践的课题。论述了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以及乡贤文化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睢宁县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上海郊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紧紧围绕村域发展、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认真梳理乡村文化的基本价值,探求乡村文化的基本规律,激活传统"乡贤文化",充分发挥当代乡贤在推动乡村发展和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让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及其稳定性分析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模型,本文阐述了"新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意义与作用,通过构建乡村治理中的乡镇政府、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为博弈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双方在乡村社会外生权威缺乏,内生权威式微的治理局面下,采取的策略及稳定性问题。本文借助仿真工具,将博弈参与者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参数调整对于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进行展示。通过研究发现博弈双方的策略稳定性与双方合作的协同收益、收益分配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正相关,与双方的投入成本成反比,存在使双方合作策略处于长期稳定性的合理利益分配组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加强博弈双方合作和乡贤理事会对乡村治理的深度科学参与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