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分位数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

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资产效应随消费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支出负相关,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实施提升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助于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而且有助于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     

住房财富如何影响不同家庭的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2010-2016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住房财富对中国不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住房财富促进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财富的影响不同,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同时,住房对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挤出效应,但只在中等收入...     

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夜间经济作为现代城市业态之一,已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刺激当前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手段。利用校准后的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7年微观家庭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受雇工作群体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家庭收入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家庭负债显著弱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产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完善夜间活动基础设施、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健全低收入群体福利制度、加大稳就业力度和减少居民负债压力等具体建议。     

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本文将省际数据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基于OLS模型分析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通过劳动力收入效应、产品质量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影响家庭消费升级；产业数智化通过收入效应对中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化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能够帮助产业数智化发挥供需匹配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为解决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有益启示。     

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状态空间模型检验——基于广东数据的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不低于64%.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支出增长的预期、微弱的资产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是导致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较保守的消费习惯和利率效应的弱化也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产生影响.为减缓过度敏感性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应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采取措施提高财富效应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健全消费信贷等社会信用制度,抑制住房和医疗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平滑性.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居民消费与资产收益的跨收入组分析

本文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结果表明:收入约束假说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居民杠杆、消费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

居民杠杆风险已成为影响消费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获得各类消费品收入需求弹性,以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占比作为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采用最新发展的TVPSV-FAVAR模型检验了居民杠杆对消费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的时变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加杠杆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有助于消费升级,然而这种效果在长期内不具有持续性;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则形成持续的促进作用;住房资产形成的财富效应大于流动性约束引致的抑制效应。     

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基于调查数据构建和计算城市房价收入比,分析房价收入比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价收入比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拥有大小产权房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高时家庭消费水平也相应较高,但房价收入比高却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弹性;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受房价收入比高的弱化影响更小,拥有大产权比小产权房更能抵御房价收入比高对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弱化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抵御能力更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较多文献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作为强制储蓄性质的养老保险是否具有同样的积极作用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的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养老保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城乡结合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研究

文章基于对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居民家庭随机抽样调查结果,主要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状况的相关数据指标,对家庭收入、消费和财富特点和相关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定量分析了样本家庭收入差距状况,通过验证凯恩斯消费函数说明了样本家庭即期消费的基本特点,并简要分析了决定样本家庭财富水平的因素。初步评估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状况、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等。     

2015年后中国消费政策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

2015年之后,中国仍将面临着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低碳消费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鼓励低碳消费,抑制奢侈浪费,鼓励低收入者的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即结构性拉动消费必然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可能具有负面效应,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低收入群体由于物质消费的增加而使自身的福利水平提高,富裕群体由于通过帮助弱势群体、投入社会公益、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等消费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福利.结构性消费并不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为结构性拉动消费提供了可能.     

居民资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并且各种财富形式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对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

居民加杠杆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已有研究从总量层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不同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融合机器学习模型的GML(generic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因果推断方法,客观量化评估了居民加杠杆的异质性效应,并使用机器学习解释性方法识别了导致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核心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居民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最高效应组的处理效应约是最低效应组的2倍。第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导致居民加杠杆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最核心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0%,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因素。第三,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加杠杆效应的核心因素不同。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作用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房贷压力;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主要源于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需要依靠借贷弥补收支缺口。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居民加杠杆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产生根源,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考。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划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通过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模型,运用199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

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基于中国337个城市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深入评估了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消费意愿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其中,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就业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信贷利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改善均能强化消费环境对消费支出的正向推动力,消费支出在消费环境和经济增长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发现为政府和企业制定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深入理解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房价变动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挤出效应——基于上海市的经验论证

扩大内需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内需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阻碍。通过VECM模型论证上海市不同时期、拥有不同住房所有权的家庭消费对房价变动的反应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始终没有影响;对于平均消费、中高、中等与中低收入阶层,在1985-2000年期间,房价变动仅对中高收入阶层消费具有微弱的财富效应,对其他收入阶层的消费没有任何影响;在2000-2012年与1985-2012年期间,房价变动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表现为微弱的财富效应,对平均消费、中高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均表现为挤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通过抑制房价的非理性飙升态势来改变市场对房价走势的乐观预期,维持住房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以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长效动力机制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给予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扭转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