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养区政策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吗?

禁养区政策作为治理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基于2005年～2017年中国省级生猪养殖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禁养区政策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禁养区政策显著地降低了生猪养殖业的排污总量和排污比率,表明禁养区政策不仅提高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果,更提升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禁养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猪养殖业的产值增长,但显著地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说明禁养区政策在短期内会抑制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会有效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为完善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政策和推进畜禽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农地休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基于西北休耕试点区1240个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甘肃省1240个农户的两期面板微观数据,利用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区休耕试点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农地休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农地休耕可使农户年总收入提高0.4978万元,增幅为10.35%,这一效应,在剔除休耕补贴后依然存在,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群体间存在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不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休耕主要通过提高转移性收入的直接作用和促进非农就业由此提高非农收入的间接作用两条途径来促进农户增收,且以增加的非农收入贡献度最大。其中,非农收入的提高主要源于农户外地务工人数和收入增加;休耕减少了种植业收入,但难以通过口粮补贴来完全弥补这一收入损失,增加的社保收入和亲人馈赠收入是损失弥补的关键;休耕不会影响农户资产性收入,也不存在促进畜牧业收入增加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还发现,农地休耕的增收效应在不同参与程度和不同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户群体间均存在差异。     

土地约谈抑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约谈是否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研究方法：基于2004—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土地约谈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长短期影响效应。研究结果：（1）土地约谈对土地财政绝对规模没有影响,但对土地财政相对增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不断扩张;（2）土地约谈政策效力仅能维持两年,难以起到长期持续的抑制作用;（3）土地约谈在中部地区和经济水平较低城市具有显著约束作用,而对东西部地区及经济水平较高城市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建议深化土地约谈制度,强化问责刚性约束;提升信息公开程度,搭建多渠道监管平台;实施差异化约谈,精准土地约谈效果。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总体效应与时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多年加大了财政金融支农的政策扶持力度,三农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科学把握相关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与存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有必要对这一阶段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深入总结和分析。基于此,本文运用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且2004年以后这一效应明显加强;相反,金融支农政策的促进效应则有所下降;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具有明显差异的现实背景下,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实施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于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旨在促进小麦增产,保障农民利益。为探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在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产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实施能够实现小麦增产1 080.56万t。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中国农村畜禽粪便处理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五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生产所导致的畜禽粪便排放日趋加重,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全国5省601个畜禽饲养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对中国畜禽粪便的处理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还田仍是目前中国畜禽粪便处理的主要途径,但是,过去五年间畜禽粪便的还田比例明显下降,而废弃比例明显上升。环境污染治理政策、饲养规模、人均播种面积、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户畜禽粪便处理方式。此外,未来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畜禽粪便的废弃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并对环境造成更大压力。     

中国现行的农地政策能有效抑制农地调整吗——基于全国村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评估现行农地政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中央政府抑制农地调整的努力一致,中国农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频率均呈现出由逐渐上升到显著上升再到迅速下降的变动特性。中央严格限制农地调整的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农地的频繁调整,特别是抑制了农地的大调整。此外,农地调整还受到土地承包期、资源禀赋、农地价值以及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为此,要减少农地调整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仅要继续实施承包期内禁止农地调整的政策规定,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而且要赋予农民长久的土地使用权,加强对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政策教育、强化监管和监督,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0年我国1 584个县域样本的横截面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即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增收效用越大;数字乡村建设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大。据此,应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平衡性等,以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扩权强县”政策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基于四川省县域2004—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四川省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扩权强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论显示:无论是从短期、中期以及较长期的政策效果看,扩权强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示出促进作用。通过在相对业绩竞争框架下的行为逻辑分析,市内直管县和非直管县间甚至直管县间由于政策推行改变了竞争的制度环境,相互间的竞争激励被弱化,加之市级政府的资源投向非直管县,扩权强县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自然无法显现。     

农民种植决策对价格上涨和政策支持做出“理性”反应了吗——基于国内玉米市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2020年国内玉米去库存阶段基本结束,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并创造历史新高,影响国内粮食市场安全与稳定。研究不同地区农户种植决策对价格和政策支持的理性反应,对长期做好粮食市场保供稳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国内玉米种植面积和价格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国内主产区农民行为具有“经济理性”,玉米价格上涨显著地激励了农户种植玉米的积极性。玉米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生产基础不同,对玉米价格的敏感度存在显著差异,越是在主产区,其“理性”特征越明显,而非主产区农民没有表现出上述“理性”特征。玉米临储收购政策提高了种植收益的确定性,主产区的政策执行不仅促进产区面积增加,也能带动非主产区种植面积的增加。建议提高对国内粮食价格波动的容忍度,增加国内农民粮食种植的抗风险能力,进而提高粮食种植积极性。另外要严守耕地红线,采取差异化补贴,重点保护核心粮食产区,来保障国内粮食的长期供给。     

农业服务业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6年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粮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各地级市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揭示农业服务业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农业服务业占比升高有利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农业服务业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即随着人均种植规模的扩大,农业服务业占比提高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逐渐递增的特点;农业服务业发展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技术效率途径实现,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明显。     

经济适用房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苏省1997—2010年的经验数据

研究目的:了解和判断经济适用房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效应。研究方法:基于江苏省1997—2010年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与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财政补贴和金融机构对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贷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金融政策的支持效应大于财政政策。研究结论:对于兼具商品与保障二重属性的经济适用房,政府可以采取金融为主财政为辅的政策支持,将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在廉租房、公租房等其他保障房的建设上。     

休药期制度能够降低中国兽用抗菌药过量使用吗——基于冀鲁豫鄂4省生猪养殖户的实证研究

兽用抗菌药过量使用产生的药物残留和耐药性问题给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公共健康带来严峻挑战,如何降低兽用抗菌药过量使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4个省份675户生猪养殖户数据,从休药期监管、休药期遵从和休药期时限三个层面表征休药期制度,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休药期制度对养殖户兽用抗菌药过量使用的影响效应与路径。研究发现：休药期监管和休药期遵从能够降低养殖户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过量使用。休药期监管每增加一次,养殖户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过量使用金额将分别降低10.1元/户和7.0元/户;如果养殖户选择遵从休药期,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过量使用金额将分别降低12.1元/户和9.4元/户。休药期时限对养殖户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过量使用呈现U型显著影响,并在15.5天和8.7天拐点时抑制作用最强,因此,休药期制度对养殖户处方药过量使用的抑制效应大于非处方药。进一步地,休药期监管在休药期遵从影响养殖户处方药过量使用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同时,休药期监管在休药期时限影响养殖户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过量使用中均发挥U型的负向调节效应。本文提出,增强休药期监管可持续性、完...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1989年～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1989年～2009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和面板回归分析对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短期内,城市化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而在长期内,城市化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根据结论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对“互联网+健康扶贫”政策推广可行性的影响——基于西安市鄠邑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内“互联网+健康扶贫”应用试点项目已取得卓越成效，如何将其推广至全国各个地区仍需进行不断探索。文章利用2020年5—7月在西安市鄠邑区开展的“互联网+健康扶贫”政策可行性研究专项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水平对政策推广可行性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当地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教育能显著提升农村人口的政策接受度，收入和互联网接受水平变量中存在教育的隐含影响。为进一步推广“互联网+健康扶贫”政策，助力乡村振兴，建议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提升当地医疗教育水平，培训医疗单位工作者，宣传互联网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