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配置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配置深度和广度处于较低水平,社会资本对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和深度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广度作用不明显;中介检验证实风险偏好和信息获取能力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能够改变农村家庭的风险偏好与信息获取能力,进而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为此,应通过促进高质量社会网络拓展、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规范农村信息渠道建设等手段,改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GDP、非农GDP及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总量GDP和非农GDP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弹性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产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未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促进能力更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农村贫困地区家庭幼儿照料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男性和女性对非农经济活动的参与机会存在不平等。考察了农村女性的家庭幼儿照料责任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在农村贫困地区,缺乏稳定可靠的幼儿看护机构是母亲非农就业的主要障碍。2001年四个国定贫困县592户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证实,拥有6岁以下幼儿使女性农业生产的参与率增加1.94个百分点,而非农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的参与率分别下降1.22和0.7个百分点。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探讨

残疾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其就业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残疾入的就业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分析了残疾人就业田境的成因,并从个人、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措施。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分析与借鉴

日本在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的背景下,走城市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第三产业发展之路,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其中,政府教育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推进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键是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受“有限参与”的困扰。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却发展迅速,居民对房产的投资是否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采用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CHFS）的数据,侧重于从房产持有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产持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5%的临界值,即房产持有对5%以下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对5%以上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论即使在控制了许多传统解释变量之后依然成立。     

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基于微观面板门限协整模型的经验与证据

基于2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间的两阶段面板门限协整回归,对金融资产配置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论文从数理模型上证明了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利用非线性门限协整回归的极大似然估计量,本文估计了我国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两阶段门限模型,并对其模型选择及其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及门限参数的变化轨迹证实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前后农户收入的差异性,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差异确实对农户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改善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及结构可能有助于消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转型经济中劳动力迁移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多项Logit就业选择模型,识别劳动力迁移对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并利用2008年9月之后返乡农民工样本考察劳动力迁移的潜在内生性及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发现:由于内生性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迁移效应被高估约8.5个百分点.相比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迁移促使农民工返乡后更多地受雇于非农工作,而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不大.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提高了非农产业技能,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将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

中国居民家庭存在资产规模增长、结构多元化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共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研究资产结构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资产结构识别异质性消费者,综合了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理论,通过估计暂时性收入冲击下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不确定性引致的财富积累,探讨了不同资产结构下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差异。本文不仅验证了资产变现难易程度对消费路径平滑和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同时发现了住房资产通过影响预防性储蓄行为,导致了流动性约束程度的差异。本文从资产流动性和住房资产需求角度,结合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高与需求刚性较强的典型事实,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有助于把握消费刺激政策的着力点,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CHIP2013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本地非农就业网络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本地非农就业家庭的年生活消费总额比农业就业家庭显著高出15.5%-28.2%。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提升和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是本地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可能机制。受雇形式的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本地自雇就业,且本地非农就业对多数消费项目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转变的新形势下,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发挥农村消费市场在提升内需中的作用。     

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 2015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家庭金融市场日渐完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对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和提高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至关重要.本文从家庭财富角度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里的9841个样本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财富水平不同的家庭,其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富裕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但当家庭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水平对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开始递减;城市相比于农村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且,在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金融发展水平、被采访者的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等发挥着异质性作用.     

人口老龄化、寿险持有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首先测度了家庭层面的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抑制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且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家庭持有商业寿险是这一负向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低收入、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中青年家庭和持有中高债务规模的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负向效应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放大了老龄化的负向效应,而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增强社会互动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基于供给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

我国农村存在的金融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供给的不足,如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创新供给不足,农村金融人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生态畸形等等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金融供给不足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和需要把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