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     

家族企业高管控股、薪酬差距与代理成本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高管人员的控股比例和薪酬差距与代理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高管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家族化程度对薪酬差距存在反向的调节作用,这显示当高管人员是职业经理人时,对高管进行薪酬差距的激励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优于高管人是家族经理人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     

家族高管、控制权结构与公司股价同步性——基于A股中小板家族企业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小板家族企业,探讨了家族企业高管来源对企业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检验了家族企业的CEO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与企业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结构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外聘CEO,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有着更低的股价同步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家族成员担任CEO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只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样本中存在。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15年394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有效研究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组织环境特征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治理主体个体特征变量--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②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③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会减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家族企业应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纳入战略决策考量,并切实加大创新投入,重视对二代继承人多维能力的考察与培养;政府应着力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与经营等制度环境,提供智力资本与企业家网络平台等支持。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定制度情境下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会更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而该类社会情感财富会导致家族企业对创新投入持保守态度;制度环境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而会缓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政治关联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从而会加剧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建议: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不能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控制而排斥引入外部优良人才或外部投资者,创始人应该注重二代成员对家族企业归属感等的培养,提升二代成员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意愿;政府和家族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藉此完善家族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家族企业应当尽量避免政治寻租等行为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代际传承、冗余资源与家族企业创新

现如今，家族企业普遍面临代际传承与企业转型的双重挑战，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家族企业如何更好地创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文章以2012—2018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未进入代际传承期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关系。冗余资源对代际传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从而会加强代际传承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     

控股股东、政府补助与盈余质量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数据检验了控股股东持股或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补助以及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多数年份,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修正的盈余反应系数正相关,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国有股东时,盈余信息含量更高;控股股东在某些年份确实通过政府补助影响了盈余质量,控股股东通过政府补助提高了盈余,却降低了盈余质量,用股权的激励效应解释控股股东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并不完全合适.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分析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包括两个层面。从企业内部体制看,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特点是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和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并且能够世袭;权威型决策机制与A型信息体制;基于家族主义的经营者激励制度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雇佣和激励制度。从环绕企业的制度互补结构看,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的外部监督作用较弱;企业之间形成了基于中华文化认同以及关系和利益考虑基础上灵活的合作关系网络;企业与政府勾结形成利益共享关系。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     

地方税收竞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研究

笔者以2008—2011年2818个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地方税收竞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央高度集中税权的形势下，放松税收征管成了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竞争的优选手段。相关研究表明：税收竞争对税收征管存在负向影响；而税收征管又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了负向影响，当分国税与地税来区分税收征管力度时，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为竞争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地税对流动性强的制造业的征管力度比流动性弱的服务业来的弱；沿海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并未比内陆地区来的缓和，税收征管反比内陆来的放松；家族企业避税程度更高。总之，地方税收竞争加剧了家族企业避税。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了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以及高管激励等因素对上市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697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水平及高管持股比例皆与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对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程度对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