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非正式关系与村级债务的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东部地区某乡镇62个村庄近年来村级债务的变化情况，发现乡镇政府的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是影响村干部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同等上级政策压力的条件下，乡村两级干部的非正式关系越密切，村庄内部的干群关系就越紧张，农民抵制各类税费的行为就越普遍，村庄的债务和集体经济状况就越恶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基础和重要一环。村干部主要由村党组织成员和村委会委员组成,是连接国家与基层农村社会的桥梁。村干部职业化有利于村级工作规范化,但可能削弱村民自治效能,造成干群关系“悬浮化”等问题。新时代,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必须循序渐进,平衡村庄行政与群众自治的关系,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分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资本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动力的同时,也对乡村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调查,发现与农民有社会关联的资本下乡进展较为顺利,有助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的回流,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但由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拥有深厚社会基础的资本容易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内部,形成资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使农民面临多重风险,不利于资本下乡和村庄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有效发挥资本下乡振兴乡村的作用、实现资本和农民的合作与共赢,应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三个主体层面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

围绕乡村社会三个时段中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构建"中央政府—基层政府—村庄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段中内卷化的形塑机制。国家代理人监控不足、基层政府压力与自利表达以及村庄社会规则功能发挥缺失共同构成乡村治理领域中内卷化问题得以延续的基本原因。三者在不同时段中差异化的表现,带来不同时段内卷化问题在形塑机制上的不同。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克服内卷化困境,需要以村庄社会公共性重建和村庄社会主体性发挥为着力点构建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制衡机制,以村庄社会规则的积极培育和有效利用克服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积累财富 造福于民——评《创建村级财富积累机制探索与实践》

王武德同志的著作《创建村级财富积累机制探索与实践》最近出版,这是一本在总结河北省石家庄市近年来村级财富积累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后形成的专著,也是作者20年来探索村级财富积累实践的结晶,是研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村级治理的优秀成果。自古以来,村级就是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治理单位,绝大部分乡村治理职能实际上是由村级组织来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村级集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如何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厘清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方法]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建立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框架,以发达地区、欠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12个行政村为对象,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进行分析。[结果]资产利用效率、村庄精英、政府引导、农户认知度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资产利用效率最为关键,资源禀赋作用并不显著;村级集体经济能否有效发展是多种因素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结论]资源利用效率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村庄精英是重要前提,政府引导是外生动力,农户认知是动力基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把握好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注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警惕 村债体外运行

<正>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管理不规范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债务体外运行现象突出,隐形债务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财务公开信息失实,成为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影响干群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研究村级债务,规范管理村级债务,杜绝村级债务体外运行,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村级债务体外运行的原因通过深入村组实地了解,认真分析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及债务会计处理全过程,不难看出造成村级债务体外运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的客观原因,也有现实管理做得不到位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村级债务成因辨析

村级债务是20世纪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并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采用国家乡村债务的有关资料，对我国村级债务的成因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供给的缺失是村债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并提出政府应在乡村公共品供给、农村金融服务、涉农财税制度及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化解村级债务并有效地防范村级债务的发生。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资源输入与合意生成——基于湖北S村公共品实施的经验

税费的取消改变了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国家主要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但项目落实过程中容易产生意外后果,项目资源遭到损耗。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湖北S村落实的公共品与村民需求相符,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让村民参与协商,公共品的实施过程公开化、规范化,并积极回应“钉子户”问题,这提高了村庄承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村庄有效承接资源的关键在于合意的生成,乡村干部之间以及村庄内部在制度监督和关系动员中形成相互合作的行动状态。     

构建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探讨

乡村两级组织权力的弱化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乡村基层政府则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治理需求.很难完成从汲取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型的.更为严重的是,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浸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     

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我国4省15村的调查

<正>村级债务是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适当举债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经济主体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过度的不规范债务不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各地须充分提高对科学处置村级债务重要性的认识，控制新债化解旧债、调查控制村级债务规模，在明确特别法人权责、厘清村级债务边界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自身造血还债能力，深化产权改革创新，试点探索法治化“债转股”，保障我国村级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化解村级债务要慎重处理农户欠款 --黑龙江省、江苏省的典型调查

乡村债务沉重是当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其中村级债务又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由于负债面大，负债数额多，各种合理和不合理的债务纠缠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从1999年开始，各地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通知》精神，对乡村两级不良债务进行全面清理，部分省在清理基础上开展了村级债务的化解工作。本文通过典型调查认为。正确处理农户欠款是有效化解村级债务的一个焦点问题。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债务管理坚决制止新增债务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制止发生新的村级债务,逐步化解以前形成的村级债务,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现就加强村级债务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