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治理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全球共治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全球所有角色的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这种理论涵盖现实与趋势,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     

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国家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力量结构为特征的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制度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中国的战略思维须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其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     

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国家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力量结构为特征的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制度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中国的战略思维须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其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     

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多边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悠久的实践历史和丰富的理论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平等、互利、合作和协商是多边主义的题中要义,其基本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遵规守制与合作共赢。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的共性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多赢性、行为主体的多层性、问题领域的多样性和路径方式的多元性。多边主义从理念更新、平台夯实、合法性增强和模式转型等方面为促进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多边主义也面临多边机制赤字增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退群”废约和分离主义风险上升以及全球化负面影响持续发酵等挑战。中国作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目标取向、价值追求、基本原则、平台依托、行为依据和行动导向,积极创新多边合作理念、完善现有多边机制、创设多边合作新平台、凝聚多边国际合力,以实际行动彰显践行多边主义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地缘安全与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在多边经济合作开始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安全状况依然复杂,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地缘安全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领土争端是中国地缘安全的重大隐患,此外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国周边地区还不存在制度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全合作框架已经出现。中国以积极的多边主义外交参与区域安全合作。从地缘层面看,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单边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多边主义外交是中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的内容在趋向多样化的。     

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挑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政治和安全挑战增加,科技冷战和集团对抗的阴影加重,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面临美国单边主义及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叠加冲击,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中国从国际关系的方向、目标和道义高度认识和提倡多边主义,形成了对多边主义主要内涵、基本路径的科学认识,多边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治理的有效实施、体系变革、内涵更新和国际努力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未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作为利益攸关方,需要长期坚持和创新多边主义,增强全球治理的实践和理性认识,共同克服困难和应对挑战,更加积极有效地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

小多边主义是指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间达成一致时,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以外解决问题。它在近年的经济外交中有着显著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金融小多边主义不是全新的,它包括各种次全球金融合作计划,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G20)。它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也并非新产物,但过去一     

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个性。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作者以加拿大为例,分析了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它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等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探索了加拿大追求妥协的渐进式政治发展历程、多元主义文化和对美国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三者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其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比较,归纳出加拿大全球治理的三个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分析提供了一个个案。     

试论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合作：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在珠江三角洲，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量区域性公共问题随之产生。为此，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开展了一系列以双边和多边协调与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区域合作。但是，对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评估表明，其仅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并未破解区域合作的迷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在欧关发达国家兴起，新区域主义主张区域治理应该是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共治。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是一种缺乏治理的地方政府间协调与合作，因此无法有效治理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性问题。从新区域主义的视野来看，要提升珠江三角洲区域整体竞争力，应该适时转变为区域治理，     

国家间共同利益:概念与机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拓展,共同利益对合作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关照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无疑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深入探究共同利益的理论内涵,不仅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的整体把握,还将使共同利益这一"理论的假设"转化成"理论的问题"。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以国家利益和相互依赖为核心要素,共同利益形成于国家利益的交互博弈中;共同利益的运行是损益统一、动静统一和知行统一的;共同利益通过"自助—互惠—互利"的路径确立国家间的"共享",并在双边、多边与全球互动中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共同利益的未来探讨要有效融入中国的共同利益观念与实践,从而形成真正汇通东西的共同利益解读。     

新地区主义及其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碰撞

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关注,并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然而对于新地区主义与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争论。本文首先对新地区主义理论进行了一次梳理,综述了新地区主义的理论、背景、成因及其内涵,其次从体制上分析了新地区主义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认为正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法律层面上的“例外”导致地区主义的繁荣,而地区主义的深层次发展则更增加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困难。最后,作者提出了这方面尚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     

从旧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对国际制度变迁的一项理论思考

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制度日益面临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理念就是多边主义。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作用,推动着国际制度的逻辑从旧多边主义向新多边主义转变。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来看,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国际制度的未来形态很可能是政府间国际制度、非政府制度和国家制度互动的产物。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是研究地区合作时的三个核心概念。有必要使用地区性的概念分析东亚的地区性。东亚存在着两种地区化 :以市场为中心的地区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亚地区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 ,东亚现存各种地区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竞争性。东亚地区合作的当务之急是整合已出现的各种地区化进程和多样的地区主义 ,使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相互兼容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东亚地区结构 ,使东亚最终获得整合性的地区化和分享性的地区主义。     

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

在日益多边的贸易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不可回避地要处理好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问题：各国应该如何做才能与WTO多边体系相一致呢？是全面转向区域主义以代替多边主义，还是继续坚持多边谈判？这一关系问题的处理，对于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合作性世界秩序:欧盟的全球治理构想

欧共体 (欧盟 )在一体化的实践中 ,始终禀承以合作和互谅的精神寻求联合 ,使一种新的合作文化得以产生。欧洲人认同这种新的文化 ,并信任其在国际事务中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以此为基础 ,欧盟主张通过非军事的 ,特别是社会经济手段以及法律化和规则化机制化解冲突 ,实现多国合作 ,认为这是积极转向国际稳定政策的重要前提 ,从而形成了欧盟的全球治理构想———合作性世界秩序。它倡导多边主义 ,尊重全球制度 ,承认文化多样性 ,与“新帝国主义”战略有明显区别 ,然而 ,二者在本质上却差别不大。合作性世界秩序体现的是一种规则霸权 ,但仍为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或至少缓解提供了合乎现实的可行性选择。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

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9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波黑、捷克、黑山、波兰、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希腊、匈牙利、北马其顿、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出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务实均衡、开放包容、创新进取,是多边主义的生动实践,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

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主义实施对华遏制战略已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主轴。根据美国与盟伴在秩序愿景和威胁认知感的匹配组合,可以将小多边主义划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型四种类型。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全域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也最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性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制度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较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安全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属于中等水平。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现状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最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对华战略和相关案例可以检验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生成的因果机制。     

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倾向于从大国关系等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国际合作,而领导权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鉴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和安全结构的多元性,使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认知共同体——"第二轨道外交",凭借其对多边安全领域的知识权威,对官方的安全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地区认同的建构和合作制度的建立,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领导权缺失带来的制度疲软现象。作者拟以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两个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认知建构和政策决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