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腐败以及企业影响力

本文根据1999年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俘获、企业影响力和行政腐败展开了研究.文章分析了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各种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带来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转轨经济体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因此这些转轨国家未来改革的重点,应是引导企业通过透明改革、政治责任和经济竞争等合法方式而非俘获政府的非法手段来对政府施加影响.     

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确定

内部资本市场有效性与其边界息息相关。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确定则主要取决于内部资本市场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产业外部竞争压力和收益波动性、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法律规定及企业契约的约束、外部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因素也会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我国转轨时期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积极完善企业集团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于合理科学的确定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编辑手记

2009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开局之年,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在本期,我们首先对转轨国家如何加强制度建设进行了探讨。制度转轨与制度建设栏目重点探讨了产权和社会政策等问题。乔尔·赫尔曼等在《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腐败以及企业影响力》一文中分析了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多种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带来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     

节能环保与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传统的环境保护与竞争力关系中,环境目标和工业竞争力通常被看作是社会利益与私人成本的交易,环境保护必然加大企业的适应成本,与没有实行环境政策的国家的产品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质疑,由此诞生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打破新古典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以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因素的研究,提出二者存在相关性不确定性的假说.文章系统阐述二者相关性研究的演进过程,挖掘它们在假设、方法论、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借鉴意义.     

美国的环境管制影响分析

根据外部性理论,只有当实施环境管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政府管制相对于市场缺失是更有效率的。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作为评估管制政策效率的标准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早在环境领域引入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管制影响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借鉴并及早引进管制影响分析对于提高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有重要意义。     

生态问题本质是效率低下和社会不公

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本质是效率低下,社会本质是有失公平。经济效率低下表现在经济资源过多地配置到有污染的产品生产上,或没有将足够的经济资源配置到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上。有失公平表现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这其中包括生态环境资源的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权的分配不公和生态环境服务的分配不公。     

排污税设置简论

一、排污税的理论渊源——庇古税排污税的思想来源于庇古的理论。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边际私人净产量和边际社会净产量的背离（即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存在着某些投资，由于对其相伴产生的损害予以赔偿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故而造成边际私人净产量高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结果。”“如果政府同意，可能通过对于在此领域的投资给予‘特别限制’的方法消除这种偏差，这些限制可能采用的最为明显的形式，当然是征税。”也就是说，由于污染造成的外部费用并没有包括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要削除这一外部性，可由政府通过税收使之内在化。     

寻租社会成本的构成及其扩张——公共选择分析视角

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之收益的行为。寻租理论从一开始便沿着国际贸易纲领和公共选择纲领这两个独立的研究分支进行。寻租成本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哈伯格三角形所代表的社会净损失,二是寻租消耗的实际资源所代表的额外社会成本,三是塔洛克四边形所代表的转移性社会成本。其中第二部分的额外社会成本又包括消耗的资源本身、该资源本可以生产的社会福利和该资源用于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损害三个方面;第三部分的转移性社会成本又包括竞争性租金耗散成本和低效率生产技术成本两个方面。寻租社会成本的扩张就是沿着第二和第三部分社会成本的几个方面进行的,其直接的诱因是租金耗散和采用低效率生产技术,而根本原因则涉及到寻租产生的根源。     

企业资产重组的风险及防范

政策风险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企业争夺市场资源,希望获得更大的活动自由,因而可能会触犯国家的有关政策,而国家政策又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另外,国家在不同时期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政策,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国家与企业之间由于政策的存在和调整,在经济利益上会产生矛盾,从而产生政策风险。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文献述评

多元化经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被众多企业所选择,而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之一。理论文献认为多元化经营在给企业带来内部资本市场、分散风险、范围经济等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多投资、跨行业补贴、代理成本等成本。而在实证研究上,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都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损害企业绩效,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多元化经营不损害企业绩效甚至提高企业绩效的结论。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总结造成不同研究结论的原因。     

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决策问题研究——基于一个模型的解说

非市场战略是企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面，但长期以来，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均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研究，而对于非市场战略的研究却很少。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企业非市场战略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并对近年来学者们所强调的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的整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而且还考察了企业参与非市场活动过程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主要的结论为：（1）非市场战略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行业政策所导致的成本效应与战略效应；（2）决定行业内其它企业是非市场联盟还是对手，主要取决于行业政策对不同企业成本效应的差异性影响的大小；（3）企业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整合的核心在于两者相互的正向外溢性；（4）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建立联盟是规避集体行动与搭便车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知识资本、企业边界与组织结构

本文主要从知识收益的角度分析了知识收益对企业边界的影响。首先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收益——私人收益和集体收益。知识学习的两种收益对于企业来说是同时存在的、又是相对的,企业面临着知识学习的私人收益和集体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接着论述了不同的组织结构形态与知识收益的关系。其中,企业组织对应着对知识学习的集体收益的最大化,市场组织对应着对知识学习的私人收益的最大化,网络化组织则是对知识学习的集体收益与私人收益的综合考虑。最后,得出企业和市场并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无论是企业、市场,还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网络组织都只是追求知识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企业、市场和网络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经济学的发展:从资源配置到社会价值创造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用严密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资源配置和分工理论。这些理论指引着人类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得经济个体的欲望得到满足,但却给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采用社会价值来计量社会产品则可以促进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在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应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来确定产量,市场应根据社会价值来配置资源,政府则应制定政策促使企业核算社会成本以促进社会价值的形成。     

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本文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科尔内的社会成本定义引申出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分析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区别,明确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成,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对外部环境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不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造成的机会损失;从而指出对于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控制,并不是一味地强调节约,降低社会成本,而是规范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职责的行为,规范社会成本的支出责任,使民营企业都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平竞争。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沉迷于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基于外部性与博弈理论,深入分析企业消耗公共资源（负外部性）的问题,指出如果政府缺少合理的制度来规范企业行为,那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将选择公共资源消耗的纳什均衡,而不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寻求区域整体最优的帕累托均衡。研究发现,政府应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宣传和使企业社会责任收益私有化等途径来规范和指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是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把三个问题纳入到一个故事框架下来分析和解释。生产的进行需要官员提供资源帮扶,这需要通过雇佣下级官员来做到;当私人利益进入上级官员的收益函数时,上级官员就会促使资源的供给"人为"稀缺来设租,从而便于下级官员从生产者处收取资源租金;而资源租金的收取使得下级官员的收益高于其外部选择权收益,从而增加了下级官员职位的竞争性,又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职位任命权的垄断,使上级官员从下级官员处收取职位租金。分析表明,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较小。     

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本文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科尔内的社会成本定义引申出民营企业的社会成本问题;分析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区别,明确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成,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对外部环境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不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造成的机会损失;从而指出对于民营企业社会成本的控制,并不是一味地强调节约,降低社会成本,而是规范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职责的行为,规范社会成本的支出责任,使民营企业都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平竞争.     

我国水污染税税率设计研究:以工业废水为例

在税收制度设计研究中,尽管税率是调节税负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它是较为直接的和明显的计税尺度,一般不存在复杂的确定和计量原则的规范问题^[1]。然而在污染课税的制度设计中,税率问题却凸现其重要性。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经济世界里,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等于庇古税(Pigouian tax),即税率能够使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即处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那个点^[2]。具体讲就是,水污染税的税负水平应等于纳税人排污行为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失,包括环境损害、人体损害和资源耗损等社会成本^[3]。     

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问题研究——基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机制的视角

私人收益的存在降低了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结合中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的视角提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