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7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污染集聚高值区和低值区基本保持稳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②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工业污染集聚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的工业核心县(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的工业欠发达县(区)。③工业污染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性,工业污染集聚与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与技术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性。④工业污染集聚不仅受本县(区)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受其相邻县(区)工业污染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冲击。研究认为,城市群内各县(区)应加强工业项目协调发展,促进污染联防共治,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创新驱动机制

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大陆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化特征,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探究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稳步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分布态势,城市群及中心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群与东南沿海地区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区与次热点区;(2)中国数字经济重心向西南方移动,总体呈现出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的分布态势;(3)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模式,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4)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演变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3个时间断面县域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描述了中原经济区范围内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状况,并分析其演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0年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局部区域变动较大,但总体格局相对稳定,呈现西高东低态势;30个省辖市市区成为辐射中原经济区整体县域经济发展的极点;市区近郊县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2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格局较为明显;热点区呈现双核结构;次热点区围绕热点区分布,圈层结构明显,呈现核心—边缘模式。3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动是历史基础、农业资源、区位条件和区域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印度经济特区分布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640个区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2006—2018年印度经济特区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印度经济特区的集聚态势先增强后减弱,总体集聚态势有所增强;②印度经济特区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以及综合产业为主,三大行业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③印度经济特区空间分布可划分为高水平集聚区(高值集聚,H-H)、极化型集聚区(高低集聚,H-L)两种类型;④印度经济特区总体格局相对稳定,南部是经济特区分布的核心区域,东北部是经济特区分布的冷点区域;⑤印度经济特区的空间分异与时空演变是自然环境条件与劳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格局、基础设施条件、科技设施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2)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3)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     

青藏高原县域人口与公共服务适配性与优化策略

促进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适配是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重心轨迹和空间错位模型勾勒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地域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格局稳定,人口集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了以桑珠孜区为核心的人口高度集聚区;公共服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呈现曲折中优化态势,在空间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三大高值区分别为新疆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青甘川滇四省区的东部边沿地带。(2)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重心时空演化趋势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二者重心在空间上均呈现曲折北进的演化态势,而人口集聚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趋于集中和稳定。(3)青藏高原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经历了初期负向中高错位为主导转向期末负向低错位为主的演化过程,错位贡献度在空间上形成三大高值分布格局,绝大部分县域的空间错位贡献度有微弱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Means聚类法及莫兰指数分别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化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空间集散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小,上海市与安徽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大,且各省市间经济韧性的差异逐渐趋于稳定;（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4）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由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的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逐渐演化为多样类型;（5）投资、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程度、行政调控力和环境治理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ESDA的多层级经济格局空间计量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稳定、健康、可持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运用ESDA方法分析四川省地市以及区县两个层级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空间关联机制与原因机理.研究发现:—是四川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增长率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二是从地市级来看,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中东部地区.而区县级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俱乐部趋同趋势明显,呈现出“多中心”高值与低值集聚区,并有两极分化现象存在.三是从趋势分析来看,四川各区县人均GDP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拟合曲线均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趋势.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的区域研发效率评价——四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研究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合理有序的空间组织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源泉,也是当前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0-2009年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系统考察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群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因素后,单中心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城市群规模较小时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我国城市等级分布差异仍然较小,呈现核心城市偏小,中小城市偏大的扁平化特征。因而,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能够降低交通成本和资源消耗,形成更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加紧密的产业、技术关联,是促进城市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超效率BCC模型，对2010—2018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利用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距，探寻内部差距对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普遍提升；长三角创新核心城市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京津冀创新节点城市数量及效率均不足，三大城市群创新腹地存在创新投入不足问题；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差距经历由扩大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城市群创新效率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应保持适度，差距过大、过小均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提升；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科技推广服务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与门槛模型考察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推广服务业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推广服务业对拥有不同创新能力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具有异质性作用。     

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详细阐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机理,以2005-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92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群视角出发,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提升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缩小了城市群经济差距；从分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对每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显著地缩小了京津冀、长江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人才集聚、资本集聚、技术创新在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数字共治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主要实践与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数字共治成为提升国内区域协同发展能级、降低交易沟通成本、扩大产业辐射力的重要支撑。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协同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近年来,在依托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共治手段,助力区域协同方面,开展了广泛和丰富的探索实践。本文拟从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数字共治理论视角出发,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共治创新实践作了梳理,提炼了包括长三角在内我国城市群数字共治的主要特征,并从进一步畅通城市群数字共治体制机制、构建丰富数字共治生态和工具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安徽城市群的发展定位探讨

城市群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竞争力,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发展规模和方向是有规律可循的,并需要一个成长的渐进过程。安徽城市群在发展和规划过程中,由于自身定位不清和地方利益的驱动,部分城市、城市群之间不顾现实发展基础和城市群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贪快求大,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的正常形成进程。为此,安徽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为审慎的态度,在明确发展什么样的城市群,谁来主导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样一个准确定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提升中心城市极化功能、完善城市等级结构、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组织和多元化城市群治理机制等方法和措施,来推进安徽城市群在符合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发展。